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来源与经济机制

在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城市群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来源以及经济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通过因果效应识别和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大城市工资溢价的3个潜在来源: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选择效应,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解释。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情况下,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仍然存在,而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是解释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选择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通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形成机制的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为完善、劳动者寻找工作的时间成本更低以及劳动者更有可能积极转换工作,是大城市静态工资溢价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增加教育投资、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有利于提升其动态工资溢价。     

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吗?

本文基于最新的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主要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比小城市高,但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水平更高。其次,城市规模扩张能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对城市规模的弹性系数在4.0%~4.2%之间,但该系数明显低于已有文献报告的城市当地工人的相应系数。最后,综合考虑到城市间的工资、生活成本和便利性差异等,农民工从大城市获得的真实实际工资或效用水平更高。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性障碍,将使得农民工更受益于大城市。本文控制了农民工潜在的城市选择性偏差,克服了当前城市规模的潜在内生性。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

本文采用2002～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研究中国加入WTO后的进口关税削减如何影响各城市工资的相对增长,从而从区域劳动力市场角度考察了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用各行业关税削减幅度的差异以及各城市"入世"前产业结构的差异,本文构建了地区层面的关税削减指标并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进行识别。研究表明:(1)受关税冲击较大的城市工资增长相对较慢。关税下降一个百分点,工资的相对增长率下降约1%。(2)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可贸易品部门,不可贸易品部门受影响相对较小。(3)低技能工人工资受到冲击较大。关税下降一个百分点,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分别下降1.2%和0.4%。因此技能溢价在关税削减程度大的城市出现更快的增长。本文结论意味着中国"入世"的过程伴随着不可忽视的调整成本和分配效应。居住在受关税冲击较大的城市,并受雇于可贸易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是受关税削减冲击最明显的群体。因此,在进一步开放进口,降低关税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群体的利益。     

经济转型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决定——从“下海”到“下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考察了经济转型与不同所有制部门工资分布演变的关系。结果表明,尽管20世纪整个90年代都伴随着劳动力比重在公有部门的下降和在民营部门的上升,但是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时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前一个时期主要是能力比较强的人选择离开国有部门,他们在民营部门也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后一个时期则主要是原来工资和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从公有部门转移到民营部门,在民营部门内部,他们的工资也比其他劳动者低。这一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不同所有制部门工资方程的差异,尤其是教育回报率的不同: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1997年,民营部门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公有部门,但是到了2000年,国有部门的教育回报率开始高于民营部门。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工资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和剔除来自公共服务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后,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仍然稳健。同时,我们还发现长期流动的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基于我们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促使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化。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分散人口分布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市外劳及本地居民就业调查的有关数据,计量分析了外劳和本地居民构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结构,以阐明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本文的构成如下:首先,概要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和计量分析的框架;其次,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再次,援用Mincer的工资函数理论,计量分析人力资本、户口制度等因素与工资的关系,旨在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即外劳与本地居民的市场分割性和各阶层内部的竞争性;最后,总结实证分析的要点,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主要起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尤其是对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歧视。     

外资企业工作经验与企业家创业活动:中国家户调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户层面的一组调查数据,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劳动力流转这一渠道对企业家创业活动造成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有国内私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个人,有外资企业工作经验的个人创业概率更低。参考职业选择模型和工作嵌入模型,我们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解释。研究发现,在外资企业与国内私有企业工资相比升水更高的地区,相比有国内私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个人,有外资企业工作经验的个人创业概率更低。这一发现意味着外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较国内私有企业更高的工资报酬,抑制了本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本文结论为评估外资引入政策、进一步培育中国企业家群体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一种新的金融动态横截面估计方法——基于中国股票市场条件定价模型评估的应用与扩展

大多数资产定价模型常常用静态横截面回归(the static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进行定价表现评估,从而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时间变化性并不能被时变的风险承载或者(和)时变的风险溢价所解释.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一种新的金融动态横截面回归(the dynamic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首次考察了基于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的定价表现:股票市场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时变性是否能被时变的风险溢价所解释.本文发现,短期收益反转和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换手率为条件变量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基于消费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股票投资组合的回报时变性,其时变性主要来自于时变的风险溢价.另外,本文发现一些拥有持续(persistence)和缓慢变化(slow-moving)特性的条件变量更能够解释横截面投资组合的时变回报.     

经济、技能和教育：另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技能基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期间，企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这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力比较容易获得，因为伴随着高技能劳动力雇用份额的增长，其工资也在迅速增加。工资和雇用的这种格局表明，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新技术日益接手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工资分配方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其中,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工业机器人的引入促使非常规任务相对工资增长,从而非常规/常规任务工资差距扩大。利用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机器人使非常规任务工资大幅增益,工业机器人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任务偏向型(TBTC),而非传统意义的教育技能偏向型(SBTC)。此外发现,在私营、外资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对任务工资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工资差距更多来自于非常规能力的价格效应而不是禀赋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及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就业政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构建包含高、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提升教育程度和提高职业技能两类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以拆分为3个渠道：不同类型群体的数量比例、工资差距大小的变化及劳动者的地区间配置。在这3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提高低受教育群体教育水平的政策能够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最终得到改善。提升低受教育群体职业技能的政策则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缩小两类人群的工资差距,促使收入不平等状态持续改善。更换高、低教育程度划分标准、改变生产效率溢出效应系数相对大小、引入两类人群的劳动可替代性差异、引入资本等均不会影响结论。本文为收入分配和技能溢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也为现实经济中政策成效的评估及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在流动中实现精英移民──广东省外来民工调研报告

在流动中实现精英移民──广东省外来民工调研报告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课题组９０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的流动速度和流动规模高速增长。目前全国各地常年流动人口最高估计在１亿人左右，较低的估计也有４或５千万，一般认为在８千万人左右。...     

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拼爹”还是“拼搏”?

既有研究未能有效解释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因而未能将其归因于"拼爹"还是"拼搏"。本文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实施的"从学校向职场过渡调查"(SWTS)之中国数据,采用剔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偏差的区间回归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发现有:(1)父母政治资本确实促进了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在控制家庭规模和父母教育年限后,"官二代"的教育年限比"非官二代"显著高0.42年;(2)"官二代"进而将教育优势转化成了职场优势,获得了5.5%的工资溢价,也即父母政治资本通过子女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产生了工资溢价;(3)"官二代"的工资溢价来源于"拼博"积累人力资本而非"拼爹"进入高收入行业。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善人生,教育在我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教育机会公平,缩小教育差距仍是促进个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政策手段。     

职工薪酬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企业职工薪酬同时具有劳动力特征和重大现金流特征,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以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职工薪酬、工资刚性对我国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职工薪酬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工资刚性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     

中国城市投资排行榜:重庆天津过万亿

正《第一财经日报》2月21日发布2013年中国城市投资排行榜,对各大城市投入产出比进行梳理,发现在基础设施和房产投资等的拉动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随之高涨。尤其是重庆和天津甚至投资总量都突破了万亿元大关,中西部不少城市的投资额逼近了经济总量,相比之下,深圳的投资率最低。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本研究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及其决定机制。本文的理论假说如下: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还存在制度歧视,劳动力市场依旧是二元性质的。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金融集聚视角下的中国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探究

金融集聚将能够推动大城市产生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以及金融网络效应等,让集聚区的金融机构获得前所未有的递增效益。然而,由于空间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城市的金融集聚程度与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也有不同。因此,本文将尝试着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获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并力求尽快改进我国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从金融集聚的视角下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切实发挥出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功能。     

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同部门性别工资差异分析

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相比趋于在更具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距比非国有部门低得多（MaurerFazio和Hughes,1999）。从国有、集体到私有部门,工资差距中歧视能解释的份额逐次降低（Liuetal,2000）。本文用计量方法分析描述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不同部门间的性别工资差异。     

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

中国自1999开始的大学扩招,迅速而又剧烈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但从年龄段上看,短时期内,扩招主要是增加了年轻劳动力当中的高教育供给。本文首先在年龄—教育双层嵌套CES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供给冲击对各年龄段教育溢价的影响机制。然后,我们利用1997~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估算出,特定年龄段高教育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10%,将导致该年龄段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4.1%。在样本研究期内,大学扩招主要降低了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使26~30岁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了42%。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学扩招的影响将会遍布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力。我们预测,到2035年,高等教育溢价将因大学扩招累计降低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