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资本结构决策具有战略效应吗?

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的竞争状况具有密切联系,作为向市场发出的一项战略承诺,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可能影响到企业所在产品市场的竞争状况。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利用1999～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具有战略效应进行了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公司的总体负债水平和短期负债具有显著的战略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种战略效应具有时滞,即当期的资本结构决策会对以后时期的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产生影响。显然。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现实中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     

风险资本介入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年10月至2013年6月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风险资本介入对企业长短期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理,以及风险资本的哪些特征会影响其对企业经营绩效作用的发挥.实证结果发现:1)风险资本的介入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这种提升作用只在短期内存在.2)风险资本介入后,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的提升主要来自息税前利润率的提升,而不是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提升;而企业息税前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双双下降则导致了企业长期经营绩效的下降.3)首次介入企业的风险资本数量越多,风险资本的经验越丰富,则风险资本对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介入仅仅为企业带来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提升了企业短期的经营绩效,但风险资本并未给企业带来更多可持续增长方面的增值服务.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及实证分析

资本结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在有效的市场条件下,资本结构变动会影响企业价值。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2007年年报数据,试图验证Masulis的实证检验：企业绩效与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负债水平变动范围介于0．23～0．45之间,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说明适度的负债经营对企业是有利的。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时间效应吗?

本文针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及其内生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并给出理论解释,明晰资本结构存在内生性时间效应的经济学原因。实证检验表明:公司的资本结构随上市时间呈现显著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且该特征不受其他外生因素影响,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时间效应。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审批要求和约束促使企业上市初期保持较低资本结构,上市后企业的扩张活动和寻求最优资本结构的活动将推动资本结构迅速上升,而后企业对破产风险和再融资条件的权衡最终将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创业者持股、外部股东与资本结构

以450家高科技创业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创业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以及揭示创业企业与成熟企业微观经济特征的差异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企业资本结构呈现"短期债务为主"的期限特征和"商业信用为主"的来源特征.进一步,受创业者与股东间代理冲突不及成熟企业严重的微观经济特征的影响,自由现金流和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创业企业资本结构无显著影响,而高持股比例使得创业者倾向于选择低的债务水平,且创业者持股对长期负债和银行贷款的负向影响较其对短期负债和商业信用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企业跨省、跨国扩张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中国企业跨省、跨国扩张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基于704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跨省扩张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但有利于企业的规模成长。中国企业跨国扩张程度的提高会更大程度的显著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对规模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同时，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

企业减税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验分析税收优惠增加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详细的新增固定资产结构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资产结构越偏长期税收优惠越大。该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对资产偏长期和急需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助推作用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影响了企业"自购"或"租赁"固定资产的选择,显著地降低了其租赁的概率;其带来的额外税收优惠还起到类似"无息贷款效应",减轻了企业现金流压力,助推了经营绩效好但负债率较高的企业"自购"固定资产。然而,该政策的投资促进效应可持续性较弱,其作用也受制于企业融资实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税收政策的微观影响机制,识别出影响该政策效果发挥的具体因素,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税收政策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提供借鉴。     

商业银行适度负债的意义

正商业银行负债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整个银行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向,而负债结构和成本的变化,则极大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否有效,取决于银行是否将负债筹集到的资金再贷放出去,以使其资本收益减去筹资成本后扣除税收仍有利润。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规模不断增加,     

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利用经济普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雇佣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雇佣结构与企业中间品投入质量具有互补性,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3)现实所观察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部分源于进口中间品占比的大量下降所导致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下降,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质量升级效应。总之,在"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虽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这一过程亟须匹配相应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是破解质量升级难题的重要手段。     

认知偏差、债务政策选择偏好和资本结构税收效应

本文针对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其债务政策选择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认知偏差影响下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了债务政策选择的税收效应,并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债务政策受到了认知偏差的影响,即随着财务困境成本的不断增大,上市公司对其变化的敏感性不断降低;认知偏差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过度保守负债或过度积极负债,导致最优资本结构与税率无关;认知偏差不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适度负债,且负债水平与税率正相关。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需要更为客观地评价财务困境成本,更为理性地利用负债的税收收益,尽可能避免认知偏差对企业价值的损害。     

中小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资产负债率与会计利润、企业价值、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表明负债融资虽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但更多地表现出负向治理效应;而有息负债和长期负债则呈现出完全的负向治理效应。这与已有理论的预期不完全一致,因此应完善债务约束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强化股东监督功能以优化中小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构建了一个创业型企业成长模型,即"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经济环境—创业企业成长",并以我国402家IPO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的单因素、综合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3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与创业企业的成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和在位时间的影响非常显著;(2)企业家团队的决策能力促进了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尤其是企业家教育水平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3)企业家团队的异质性对创业企业的影响作用并不大,但团队成员之间持股的差异性将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4)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指标ETC与创业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并且ETC与创业型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即在组织能力较强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团队资本所发挥的功能更加明显。     

进口关税减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要大。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对来自中国企业的438份有效问卷进行调查,以及对14位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开展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两者关系间的权变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分成市场社会资本和非市场社会资本2种,这2种社会资本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随着外部环境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高层管理者非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外部环境动荡程度越来越高,高层管理者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此研究结论不仅通过实证检验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拓宽了现有的战略管理体系对其作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现实困惑。     

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

文章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所得税负的影响,以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证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所得税负,且税负的提升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平均而言,金融发展程度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将提高民营企业实际所得税率1.5个百分点,这一提高幅度是国有企业的2.6倍。在采用金融发展的自然实验机会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的存在。本文的结论表明:金融欠发展是我国企业税收规避现象普遍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抑制企业的税收规避动机,从而规范财税体制。这一结论不仅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也拓展了现有的学术研究。     

制药企业税负情况分析及纳税筹划思考

<正>对于企业而言,纳税是企业的义务,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成本支出的增加,利润水平下降。对医药制造企业的长期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在提高收入的同时尽量压低成本。其中税收成本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医药制造企业既减轻了纳税负担增加了利润,又最大限度的规避纳税风险,对企业的税收成本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对企业的发展和其目标的实现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