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是国际商务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虽然现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制度差异大小与跨国投资区位间的关系，但很少关注制度差异方向(即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对区位选择不同的作用机制，难以回答跨国企业究竟如何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不同的外来者劣势等关键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探讨制度差异方向对中国跨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投资，验证了制度理论预测；当制度差异方向不同，不同关系网络的中介机制也不同。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国家投资；而相比于华商关系网络，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国家投资。本文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发现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投资，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投资。研究结果拓展了制度差异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且对投资区位多而广的中国跨国企业而言，如何构建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而更好地走出去...     

浙江民企勇闯"军事禁地"

两个多月前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明确表态: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在国家政策相继放开之际,对投资新领域有着天然偏好的浙江民营企业“踊跃”掀起“参军”高潮。     

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在投资阶段的倾向性变化及其原因

笔者通过对"2002—2011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在投资阶段选择的倾向性上存在变化趋势,除2006年和2009年创投企业偏好于投资创业企业前期外,其余各年创投均集中于创业企业的后期项目,这种后移倾向自2010年以来表现更为明显。继而对创投不同倾向性进行原因分析,指出倾向后期阶段投资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提出引导我国创业风险资本向创业企业早期阶段转移的相关对策。     

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这一现象对主流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借助制度逃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不仅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OFDI,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企业进行OFDI的重要动因。除了制度方面的动因因素,本文同时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OFDI的动力因素纳入模型中。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1)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2)企业政治关联则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3)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度逃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具有实践意义。     

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构建了一个创业型企业成长模型,即"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经济环境—创业企业成长",并以我国402家IPO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的单因素、综合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3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与创业企业的成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和在位时间的影响非常显著;(2)企业家团队的决策能力促进了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尤其是企业家教育水平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3)企业家团队的异质性对创业企业的影响作用并不大,但团队成员之间持股的差异性将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4)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指标ETC与创业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并且ETC与创业型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即在组织能力较强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团队资本所发挥的功能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势头加剧。近年来,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在国有企业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纷纷流向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非公有制企业。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国有企业人才的流失出现了加剧的势头。这些流失的人才大都是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的人才,科研学术带头人或掌握国有企业主要销售渠道的人才。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

本文应用Oliver和Holzinger关于政治战略的分析框架,在整合企业战略制度观和资源观(特别是动态能力视角)的基础上,解释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模式和机理,论证了规模和制度转型的权变效应,并发展了一系列命题.具体而言:(1)规模越大,国有企业选择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防卫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而民营企业选择预期型和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反应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2)制度转型程度越大,国有企业选择反应型和防卫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前瞻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民营企业选择预期型政治战略的倾向增加,选择反应型政治战略的倾向降低.本研究是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治战略选择模型的首次尝试,揭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政治战略选择的独特性,不仅拓展了企业战略制度观的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探讨了企业战略制度观中一个重要但研究不足的议题——企业如何适应制度变革和规制转移.在政策意义方面,本研究指出,制度转型和企业规模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分别具有相互抵消和加强的效应,因而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考虑微观层次的企业改革和宏观层次的政策变革.     

转型经济改革与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基于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微观基础。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检验了不同转型经济改革方式对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仍然对国有企业有较强干预和保护的背景下,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及其软预算约束的影响比较有限,对其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影响并不明显,相比之下,产权改革的影响更为明显,显著提高了其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而且,产权改制后是否国有控股对企业投资行为有重要影响,仅改制为非国有控股后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才得到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和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资本自由化、内部资本配置与代理成本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资本配置两个角度,对创业企业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展开大样本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的资本自由化程度越高,创业企业的代理成本越低,其中由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和产权制度创新构成的资本自由化因素作用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创业企业的内部资本配置对代理成本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1)拥有个人资本或外商资本的创业企业代理成本显著低于拥有国家资本的创业企业,并且外商资本比例或个人资本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2)短期负债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以营业费用率为表征的代理成本,但却提高了以管理费用率为代表的代理成本,显示现阶段我国债权人治理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部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资本自由化进程对创业企业治理影响机理提供了证据.本文的研究为未来金融改革方向、创业环境政策制定及国有创业企业产权多元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洞悉制度因素对企业风险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实证对比, 结果发现:(1)金融危机爆发前, 在整体层面和行业层面上, 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都更倾向于冒险, 且二者间的差距不断缩减;(2)危机爆发后, 不同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风险倾向间的对比较此前出现了一定变化;(3)在高于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风险倾向均与前景理论的预期相悖。这表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企业风险行为, 同时, 企业自身改革、发展水平, 以及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也会对其风险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我国企业风险管理机制构建应立足改革与发展, 努力实现政府、企业和市场多方联动, 内外兼修。     

制度环境、创业能力对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通过对我国的172家国际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能力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业能力强的国际新创企业偏好于采用高级的国际创业模式,而且这种创业偏好在制度环境友好的东道国更加明显。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披露的1021个风险资本投资案例,研究地理距离如何影响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研究发现,与新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风险资本对新企业的投资金额越少、投资时间越晚、投资后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越低;企业规模可以减轻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对风险资本的投资轮次影响不显著。风险资本投资明显存在本地偏好。进一步的检验表明,非核心发达地区的风险资本和国有风险资本具有更明显的本地偏好特点,投资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大。     

地区风险偏好与企业并购行为——基于彩票销售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以2010—2019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企业选择并购作为成长方式的概率越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异地并购,所从事的并购项目风险更高;与风险偏好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最后,从影响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角度进行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正式制度建设较差地区的企业。本文揭示并提供了地区风险偏好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作用,同时丰富了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     

所有制性质、制度环境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选择

转轨经济中企业所有制性质与外部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战略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在跨区域发展战略和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区域制度环境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民营房地产企业发生跨区域经营的概率显著高于国有房地产企业;国有房地产企业倾向于选择对目标市场经营活动较高控制程度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模式,而民营房地产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对目标市场经营活动较低控制程度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模式;当房地产企业进入制度相对完善的区域时,尽管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仍然更倾向于选择低控制市场进入模式,但是两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差异显著缩小。     

没有资本注入 靠贷款的国企不再搞了

<正> 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指出:我们常讲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明确投资主体,就是指明确企业的出资人,这两者是一回事。今后,没有资本注入、完全靠贷款建设的国有企业不允许再搞了。传统上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全部都是属于国家,这种认识是对建立现代企业的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