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反美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反美主义目前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韩国的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影响韩国政治与外交的重要因素,其实质是一种反美情绪而非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敌对,源自韩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民主化的推动、民族主义的膨胀与美韩不平等关系的刺激。通过利益表达机制与媒体报道,韩国反美主义的社会影响与政治效应愈加明显,对美韩同盟、美韩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北亚格局都有所影响,成为研究韩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关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韩同盟

美韩同盟对于保卫韩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70年代的美韩同盟却麻烦不断,撤军问题、人权问题及"韩国门丑闻"成为损害同盟关系的三大问题.虽然韩国"自主国防"的实施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独立性增强,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韩国并没有彻底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仍然占据同盟的主导地位.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跨国企业、跨国银行、IMF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战略——1997年末韩国的例子

60年代以后,韩国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其结果是1996年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进入了OECED。 加入先进国家俱乐部,就意味着资本移动和经常项贸易外交易的自由化。这要求打破长期以来韩国籍以快速发展的制度,特别是偏重财阀,国内市场保护等。 1997年底的金融危机使韩国不得不仰仗IMF的融资,同时需接受IMF的“结构调整要求”,这关系到整体经济结构,政-官-财结合体系,乃至社会基础结构的劳资关系均要受到冲击。     

从财团企业制度看韩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大型的企业集团(又称作财团)和韩国经济存在着共损共荣、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它在韩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殊,在韩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贡献特殊,对韩国经济生活的影响特殊。由于财团企业在韩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财团企业的兴衰就与韩国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财团企业过度负债经营的同时经营效益低下造成韩国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出现短期债务危机而引发的。财团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难辞其     

后经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在韩国的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成为IMF的新自由主义模板,经济结构发生颠覆性变革。但变革并没有使韩国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更上一层楼,具有新自由主义特点的经济政策加剧了韩国经济结构的脆弱失衡,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大力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在韩国暴露了其巨大缺陷。与此同时在韩国国内,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调控力量也逐步加强。韩国的经验教训对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实践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日益加剧,韩国被迫“选边站队”所承受的体系压力相应增大。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韩国充分发挥外交灵活性,坚持基于韩美同盟关系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调发展的外交策略。韩国一方面选择追随与依赖美国,不断升级韩美同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与中国的战略沟通,以多种渠道、从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互动合作。未来,在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如何发展演变仍然存在着诸多变量。     

IMF的金融危机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经济学视角

借助于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探究了金融危机国际治理首要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作为自利行为者、有限理性行为者、受制度缺陷约束的行为者和资源有限的行为者的特性和危机治理行为。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IMF与其他的金融危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与美国的关系是相互的代理人关系和仆人-主人关系;其与危机发生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是治理资源与治理行动的不对等供求关系;其与区域性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以上关系也从不同侧面对IMF的危机治理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本文认为,改革IMF必须着眼于其本身特性与其内外部约束条件。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