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中国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使命,但由于农村信贷市场抵押品匮乏、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农商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较一般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通过深入分析农商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找出改善对策,对农商行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使用SBM方法对中国农商行的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发现近年来农商行的经营绩效在整体上有所下降,但在不同地区又存在显著差异。然后分析了影响不同地区农商行经营绩效的外部因素,发现各地区农村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越高,农商行经营绩效越高,而农村生产风险越大,农商行经营绩效越低。农商行作为一类较特殊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需要考虑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并在平衡股东价值最大化及支农效率的基础上,探寻长效发展的目标,这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农商行自身在不同层面给予支持与改进。     

中国能源绩效的动态演化、地区差距与成因识别——基于一种新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

基于"全要素"与"产出多样性"双重约束,提出一种新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绩效。研究发现:我国能源尚未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型,呈现"上升—下降—下降—回升"的演进态势;能源效率的总体差距趋于加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均不存在收敛现象,区域间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主要贡献因素;忽略非合意产出将导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被高估,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进步率的高估现象更为明显;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现累积性增长,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能源效率并未出现"追赶效应";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平衡导向"向"协调导向"转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并未出现"协调发展"与"加速增长",四大地区普遍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东部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降低,中部、西部和东北则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下降和能源效率下滑双重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速峰值区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向京津冀转移;资源型省份陷入"资源诅咒",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

采用197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差分解

本文提出了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地区能源效率差异分析框架,并采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中各因素的作用大小,结果发现:(1)全要素生产率、资本—能源比率和劳动—能源比率差异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36.54%,45.67%和17.89%;(2)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作用在不断提高,是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此外,增长方式趋同的东部地区能源效率也存在显著收敛趋势,而中西部能源效率内部差异呈现波动性变化。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扩散才能有效提高落后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与农业绩效

该研究围绕产权排他性,通过构建测度农地产权结构的"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框架,以197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视角回答了农地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地产权排他性得到了有效增强,且在提升程度上按照农地收益权、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处分权的次序依次递减;(2)这3项权利排他性的增强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对农业绩效的作用效率,但影响的变动趋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在农地使用权方面,随着农户自主决策经营农地行为的日益排他,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影响幅度却在逐渐降低;(4)而在农地收益权方面,随着农户独享产出收益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效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但劳动力要素效率却受到了持续弱化的正向显著影响;(5)最后在农地处分权方面,随着农户自由处置农地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据此,文章最后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动的角度,简要讨论了农地产权管制的"合理界定"与"失当干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农地产权保护,增强农户产权排他性,推进农地处分权改革,以及从要素效率角度注重不同权利及政策之间相互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所有制结构及职工参与问题研究

运用改制企业及其职工问卷调查资料 ,本文研究表明:(1)县以上政府出于财政目标的需要 ,鼓励并主导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改革具有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 ,而并非完全像过去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 ,改革完全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结论;(2)地方 (社区 )政府、改制企业的原经营者、企业职工及社区全体居民在改革后具体企业产权模式的选择上 ,具有明显的鹰—鸽博弈特征 ,地方社区政府、改制企业的原经营者之间的博弈结果是改革后具体企业产权模式的选择的主要的决定力量。乡镇政府和企业经理共同控制了乡镇企业的改制 ,普通职工只有被动的参与权;(3)乡镇政府和原企业经理均无选择股份合作制的动力;(4)企业职工对于是否持股并不十分积极、其能否持股取决于多种因素;(5)职工对改制企业在激励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肯定;(6)股权结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不明显 ,它表明所有权结构只是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要条件 ,它也不是改革最终走向“经营者持大股"的逻辑原因;(7)企业改制、特别是经营者持大股企业对就业、企业长期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改制推进了企业经营水平、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已经持续了30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更是进一步加快。本文以此为背景来评估市场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动态变化(包括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以及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市场化转型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破坏率"两个途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就业净增长,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市场化转型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转移,即通过改善就业再配置效率进而显著地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发现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转型国家的就业变动模式与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与Fede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Feder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从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各地强弱不一。同时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率的差距使其直接影响为负。将时间滞后效应纳入模型分析后证实溢出效应滞后期明显,且逐渐衰竭,在滞后4~5期时转为负向。最后,空间效应模型证实空间效应明显,但同样存在地区差异。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生产率——来自VC/PE支持企业的证据

现代经济中,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高生产率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财富以及新的工作岗位。本文利用2007—2011年PE/VC支持的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我们采用LP方法估计了新创企业的生产率,在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及可能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2)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3)研发投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对新创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新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金融发展与中国生产率增长——随机前沿分析的视角

采用Kumbhakar等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3部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1999年至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蔓延与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城市蔓延有利于提高城市生产率吗?文章首先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两个方面阐释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2年~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蔓延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城市无序、低密度扩张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生产率的提高.2)分区域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影响最小,对中西部地区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3)分产业研究发现,城市蔓延降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生产率.4)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意味着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