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促创新?——基于高管家乡认同的研究

家乡是个人成长的起点,在个人生存发展、情感构建及决策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公司高管而言,其决策行为也无法摆脱来自家乡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家乡及公司注册地数据,本文探究了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家乡认同能显著促进公司创新,且家乡认同程度越高,公司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予数也越高。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家乡认同下高管的家乡回报动机和信息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宗族文化和政治关联的视角探讨了家乡认同与公司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浓厚的高管籍贯地宗族文化和较高的公司政治关联水平都能显著促进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提升效应。本研究不仅拓展了高管家乡认同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公司决策行为的研究范畴,而且从微观层面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理论机制,为公司高管选聘与地区创新水平提升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科学依据。     

高管家乡认同与过度投资：抑制还是助长

家乡认同高管同时面临着家乡情感和公司责任的双重考验,当家乡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活动可以反映家乡认同高管对两者的权衡,选择以公司利益为主,还是为回报家乡而进行过度投资,成为困扰家乡认同高管的主要心理矛盾之一,而已有研究缺乏对该心理矛盾的关注。基于行为金融学和委托代理理论,探讨家乡认同高管在该心理矛盾下的投资决策,以2008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制,并探讨区域异质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家乡认同显著增加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该作用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即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高管家乡认同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家乡认同的过度投资效应主要出现在非国有公司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中。(3)高管家乡认同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两个：其一,家乡认同高管由于高估了其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优势,产生过度自信,进而诱导过度投资;其二,家乡认同高管具有造...     

制度环境对企业关系构建的影响:基于中国转型情境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复杂多元的转型制度是西方成熟经济体制下关系网络研究无法呈现的情境化要素。本文结合制度理论和嵌入性理论,开展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和企业关系构建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研究以中国法律法规体系和互惠性作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情境要素,基于嵌入性视角从信任、精准信息传递及问题联合解决三个方面对中国企业独特的政府—市场二元关系进行研究机理阐释。通过496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正式制度正向促进企业市场关系构建,对企业政府关系构建有显著负影响;而非正式制度中的社会互惠性则对企业两种关系网络构建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企业市场关系的构建中,正式制度与社会互惠性呈现干扰型交互;在企业政府关系的构建中,正式制度与社会互惠性则呈现增强型交互。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中国转型情境下的复杂制度环境对企业关系嵌入行为构建的作用机理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     

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下，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如何推动其履行环境责任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职能背景和高管排名数据，借助最新的权力测度方法，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保背景高管及其权力分布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背景高管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环保背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越高；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在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在采取防御型环境战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环保背景高管权力越大，该差异越明显。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与高管变更研究

内部治理机制往往需要与外部治理环境相匹配,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引发了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相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 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形成了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体,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了正式制度的健全,带动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非正式制度有着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高管和职工皆为企业价值创造者,皆是重要的须激励的人力资源。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高管激励的研究,研究职工激励的少,更加缺乏将两者加以结合进行研究的。对于激励高管还是激励职工哪个更有效,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对两类人力资源的激励效果比较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和职工薪酬均对企业业绩反应敏感,并且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职工,说明两类激励对未来业绩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职工对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高于高管;高管与职工薪酬变化同步性越强,对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本文首次研究了高管与职工激励效果的比较及其互动关系,拓展了激励领域的研究。     

论经济转轨背景下制度创新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以昆明市为例

本文是在我国面临第二次经济转轨的背景下,以昆明市的环境治理经验为基础,分析制度创新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制度创新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为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一种可靠的路径。     

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这一现象对主流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借助制度逃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不仅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OFDI,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企业进行OFDI的重要动因。除了制度方面的动因因素,本文同时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OFDI的动力因素纳入模型中。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1)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2)企业政治关联则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3)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度逃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具有实践意义。     

区域一体化战略、社会网络与商业信用——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证据

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本文以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为研究场景，从企业商业信用的微观视角检验了区域一体化这一正式制度推行对社会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作用发挥的替代性影响.基于京津冀“区域内非本地”的综合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发现，区域社会网络较低的上市公司在一体化政策全面实施后所获得的商业信用显著提升，且结果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企业，竞争程度较弱的行业和供应链依赖度低的企业，以及更多地体现在无高管政治关联、高管兼任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和工作网络类型中.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系统性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改善营商环境，为区域一体化战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机制检验，从而也为粤港澳、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