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其初期表现为一系列国际气候会议的频繁召开,后期表现为气候问题进入了"安全化"动议。国际社会对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操作会产生正反两种效果: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引起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凝聚更多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世界,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推了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蔓延,全球治理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越来越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转向隐蔽化,货币纷争成为主要大国共同的纠结,金融资本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际贫困与社会不平等依旧突出,全球气候环境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粮食与能源短缺的压力增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扩散趋势,跨国流动的便利引发世界性的高风险,国家权力出现一定的流散与弱化,新兴大国的影响和作用明显提升。因此,加强全球合作治理成为客观必然。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利于推动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强势国家干涉弱势国家的借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动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目的。未来走向气候变化"非安全化"的一个关键途径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     

论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八国集团日益暴露出其合法性与代表性不足等缺陷。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二十国集团正在酝酿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既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活跃化的现状,也迎合了全球经济日益增强的多极化趋势。但二十国集团本身也存在某些不足。本文通过对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比较,提出进一步强化多边治理,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参与不足等问题。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演变与路径优化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的发展和延续,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一直坚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起始阶段（1972—1992年）、全球气候治理发展阶段（1992—1997年）、全球气候治理“自上而下”进展阶段（1997—2001）、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停滞阶段（2001—2015年）和《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跟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历了谨慎参与、战略防御、发展协同和主动引领四个时期,完成了消极观望、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和积极引领四种角色的转换。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一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增强与其他气候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三是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四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中商业行为体的政治权力分析

主权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气候治理的主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政府间谈判是气候治理的主要机制。然而,在超主权力量缺位的客观现实中,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与气候治理议题的多样化,各非主权利益攸关方日益崭露头角,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商业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力量。本文聚焦气候治理中商业行为体的政治影响力,首先详述商业行为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再以多维权力观为基本分析框架,结合实践,探究商业行为体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不同权力资源——工具性权力、结构性权力、话语性权力——参与和影响气候政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