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相似性研究

本文利用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中2010年-2012年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数据、公司财务数据,以及润灵环球责任评级2010年-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索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相似性。研究结果发现,公司之间存在的社会网络会造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企业越是处于核心地位,越是容易传播信息,控制能力越强的时候,该公司同与之相关联的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方面越是具有相似性。这一结论为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     

进口竞争与社会责任：战略导向的调节效应

贸易自由化为本文尝试探讨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提供了研究契机。以进口竞争为外生冲击,利用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试图探讨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更倾向于源于企业责任感的利他主义,还是倾向于以获取比较优势为目的的利己主义。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与时间固定效应及相关控制变量之后,进口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存在显著关联。这一基本事实反映出中国企业整体更倾向于利他动机,并未将社会责任作为在进口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战略工具。进一步研究揭示,进口竞争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受到战略导向的影响：进口竞争加剧,利润导向型企业不会显著增强社会责任活动以获取比较优势,表现出利他动机;与之不同,增长导向型企业会显著提高社会责任水平,表现出利己动机。本文有助于进一步正确认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同时也从社会绩效的独特视角丰富了有关进口竞争影响的文献研究。     

企业被“逼捐”现象的剖析:是大众“无理”还是企业“无良”?

最近发生的重大社会紧急事件中,出现一种企业被"逼捐"的现象,即许多企业由于捐款达不到公众预期而引发公众的批评和抵制,这与以往文献中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权力的假设相违背。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收集分析公众对热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网上评论的帖子,构建出"期望—满意—行为"理论模型,解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同和行为反应模式;并运用社会交换理论、隐性契约理论和亲社会理论分析形成这种模式的深层机制。     

连锁董事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

基于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作用,从组织间模仿视角研究企业间的连锁董事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的董事类型以及目标公司与连锁公司之间的地域特征对连锁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9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7 522对年度样本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存在组织问模仿行为,即连锁公司之前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对目标公司之后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任职执行董事时或当目标公司和连锁公司属于同一地域时,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连锁董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有重要影响.     

"安则兼善天下":董责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北大核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故构建促进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董责险是否是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安则兼善天下",具体表现为:第一,董责险可提升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性,且公司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差,董责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越显著;第二,董责险主要通过提升管理层乐观度来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公司购买董责险更能促进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全面认识董责险功能,进而借力董责险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社会责任的信号作用——基于中国市场的研究

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升未来公司绩效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大部分研究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绩效,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价值投资。在控制了当期绩效因素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承担社会责任不能提升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仅能对企业未来股票回报产生正向影响;（2）当期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对未来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当期经济绩效较差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对未来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文章结果表明：当期绩效较差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存在更大成本,当期绩效较好公司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向市场传达信号使其与当期绩效较差公司区分,但此信号行为本身不对公司绩效存在影响。早期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与未来公司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很可能是因未考虑当期公司绩效同时正向影响当期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和未来财务绩效而产生的伪相关关系。本文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社会责任促进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构成了挑战。     

中国背景下CSR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

当今,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已经成为企业获得消费者认同和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确实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在消费者层面的影响机制、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心理反应等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更是缺乏.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良好公司声誉、消费者企业认同和消费者购买意向在内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仅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良好的公司声誉和消费者对公司的认同感对消费者购买意向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间接作用的强度要远远大于直接作用;公司声誉和消费者企业认同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购买意向起影响作用的中介变量.     

董事网络联结与公司对外捐赠

对外捐赠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后果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立足于董事网络联结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对外捐赠行为背后的战略性考量。研究发现：(1)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呈现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公司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对外捐赠越少;(2)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的关系受到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上述关系在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表现更明显;(3)区分董事网络的类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捐赠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来源于公司的非独立董事。本文的发现拓展了董事网络联结所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监管层和投资者理解和监督公司的对外捐赠行为提供了一定参考。     

外资进入、供应链压力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中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试图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进入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资企业通过供应链压力这一渠道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有积极影响,且这一作用仅当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供应商时才显著,而当中国企业是外资企业的客户时则不显著。通过对供应链关系建立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提高的时间先后比较,以及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进一步检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上述发现主要不是因为外资企业选择了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中国企业作为其供应商的结果。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也与这一判断一致:即当外资企业是跨国公司而非中小型企业时、当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主要而非次要客户时、当中国供应商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更激烈时,外资企业对其社会责任表现的改善作用也越大。     

三次会议谈责任

<正>2008年1月16日,"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定位于"财富公益论坛",倡导"责任创造价值"的企业价值观,聚焦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创新模式,推动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普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创办于2005年,今年是第三届。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     

乡镇企业与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苏南迅速崛起，也提供了一种农村发展的模式。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流动，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由于其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强化乡镇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新农村建设是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首先分析了苏南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接着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乡镇企业的社会责任，分析了苏南乡镇企业产生的社会背景及特点，最后给出了这种模式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保证的若干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保证的目的是要用公认的社会责任标准验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业绩,并把被保证组织言行一致的程度报告给利益相关者。随着中国企业开始更多地关注其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性。本文在注册会计师新业务拓展战略的实施背景下,针对企业责任报告保证的承担主体、执业标准、披露动机及综合报告模式下的保证愿景等问题进行思考,以引导我国企业从战略层面关注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打造企业竞争力,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保证沿着国际化路径发展。     

同行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对焦点企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探究同行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对焦点企业的社会非责任及社会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1)同行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既可以直接增加焦点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也可以通过期望绩效落差间接增加焦点企业的社会非责任行为,即近墨者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存在;(2)同行企业社会非责任行为直接减少焦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但在没有达到期望绩效的样本中,它通过期望绩效落差正向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说明独善其身只存在间接效应;(3)政治关联增强近墨者黑的直接效应,而削弱独善其身的间接效应。     

责任铁律的动态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样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针对传统上静态视角对责任铁律检验的缺陷,将2006～2015年的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并购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外延式边界扩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增进效应,间接反向地动态检验责任铁律的存在性与合意性、权变性与异质性,探寻责任铁律的可能逻辑路径。实证研究表明,并购引致的外延式边界扩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产生积极的增进作用,证实了责任铁律在现实中的存在性与合意性;相比于相关性并购,非相关性并购引起的外延式边界扩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增进效应更强,即责任铁律具有权变性与异质性,表明"利益相关方网络规模(结构性嵌入)—社会影响力—社会权力—社会责任"是责任铁律的逻辑路径之一;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变化和市场地位变化是外延式边界扩张的企业社会责任增进效应的中介机制,沉淀性冗余资源变化则没有展现出明显的中介作用,"非沉淀性冗余资源—企业能力—社会权力—社会责任"和"市场地位—市场势能—社会权力—社会责任"是责任铁律的另外两条逻辑路径。     

论公司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语起源于美国,最早于1924年由美国的谢尔顿提出。在当今美国,公司社会责任一词已被商业界和公司法学界广泛使用,不少美国企业将自己标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者,就连《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都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可见西方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     

论社会责任投资视角下的“投资-慈善”型企业慈善新模式

慈善活动是企业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一种经济德性。然而,仅仅凭借企业的爱心,不足以成为慈善行为的有力动机。本文试图从社会责任投资的视角,来为慈善行为寻找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特别的投资理念,是任何旨在考虑双方的经济回报和对社会回报的投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将企业的慈善事业看做企业对自身和未来的投资之一,从而建立一种"投资-慈善"型企业慈善新模式。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市场化进程下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指标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政策更加偏重利润指标;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非财务指标考核没有加强。事后的经济后果的验证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经理人与会计利润相关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而相关的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并没有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的企业行为研究,说明市场化进程的确能够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但是不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安全生产、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真心”还是“掩饰”?

企业社会责任是真心实意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掩饰环境绩效不足的工具?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环境掩饰现象。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动机、监管压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依据企业内部动机的分组发现,环境掩饰动机低的国有企业和低捐赠支出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无显著负相关性;(2)依据外部监管压力的分组发现,公司所在地环境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3)依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分组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参照国际标准的企业以及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