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国家人权机构”的萌生和发展——基于史料的考察与分析

自联合国成立之初,专家和学者们就开始探索如何在国家层面上设立有效落实国际人权条约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199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的确立.由此而诞生的"巴黎原则"被认为是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低标准.在联合国大会、宪章机构、条约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等机构的协力推动下,以"巴黎原则"为标准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已遍布世界各大洲.     

区域性人权保护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贡献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基于区域性人权公约和依照公约建立的区域性人权机构而展开的区域性人权保护对国际人权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区域性人权保护通过区域性人权机构的立法拓展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内容。二是区域性人权机构建立的个人申诉制度从实践上促进了国际法主体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三是通过探索区域性人权公约的有效实施机制展示了一条现实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途径。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网络犯罪国际法律机制建构的困境与路径设计

目前,如何建构打击网络犯罪国际法律机制成为老牌网络国家和新兴网络国家争论的焦点。由于现有区域性法律机制本身存在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的缺陷,老牌网络国家将《布达佩斯公约》发展为全球性机制的主张很难实现;与此同时,新兴网络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建构新的全球性机制的努力也存在多重障碍。基于国际社会存在建构新机制的需求,客观上需要建构新机制和联合国长期参与此种讨论等原因,制定新的全球性国际法律机制兼具理论和实践基础。不过,遵循何种路径建构此种机制尚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为跨越这些障碍、推动此种机制的达成,新兴国家可采取"两步走"的"多边主义"路径,分别且同步地从区域和联合国层面做出努力。     

中国参与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主体性(1974-1990)

1974年至1990年是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时期,九部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四部在这一时期完成制定。中国全部参与了这四部公约的制定,在能动和交互意义上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基于自主、自为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与能力,中国对公约草案发表意见以促进其修改和完善;同时,中国坚持独立、平等、相互尊重与国际合作的原则,与其他参与主体共同推动公约制定的完成。以其突出的主体性精神和能力,中国推动了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发展,从普遍适用性和文化品格上提升了国际人权规范的品质,为国际人权规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试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对世界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维和机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联合国维和机制因中国的参与而更具普遍性,因中国的合作更显权威性,因中国的创新更趋完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又增添了新动力。中国能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维和机制健康发展,是对中国、中华民族智慧的一种考验。     

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的政策析论(1951—1953)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着手起草国际人权公约。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主张尊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意见,不回避签署单一的人权公约。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以国际人权公约与美国宪法基本精神存在差异为由宣布暂不批准该公约。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持保留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不同诉求。     

国际安全机制的探索构建和参与选择

在国际安全实践中,国家安全利益是国际安全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国际政治权力是国际安全关系雏护和变革的动力,而国际安全机制构建则源于国家间利益与权力的互动.国际安全机制的性质类型影响其功能输出.由于机制的内在机理和国家自身的特性,主权国家对机制的参与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遵循"利益-权力"理性博弈的原则,参与选择中塑造新的安全机制体系,应坚持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安全合作,尽量避免对抗和冲突,以求维持全球的稳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