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大气污染治理——基于纵向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中国纵向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借助系统仿真模拟，刻画主要参数对系统稳定性和收敛趋势的影响，对中央环保督察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整改，但对地方政府监管策略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会将自身责任向污染企业转移，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2)环保督察成本会对督察制度效果产生影响，督察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容易选择大气污染治理不监管和不整改策略。(3)相比于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和环境税费，提高不监管策略的处罚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地方政府监管和污染企业整改的策略组合。进一步，从推动督察体系实现常态化建设、探索客观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构建协同参与的环境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流域排污权交易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氮减排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目前流域氮污染问题的加剧，本文以在流域排污权交易机制下的有限理性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博弈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在静态和动态补贴政策下地方政府的监管策略和企业的氮减排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分析了各参数对动态补贴政策下均衡点的影响，最后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补贴机制下，系统存在四种演化稳定策略和一种状态下的周期性波动；其中企业的减排策略选择主要根据氮减排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府是否监管主要取决于社会舆论成本与监督成本、补贴费用等因素的比较。当地方政府实施动态补贴机制，博弈双方的演化轨迹线将收敛于唯一的混合策略均衡点。     

环境监测中第三方监测机构策略选择与行为演化研究

环境监测社会化能够弥补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但频繁发生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违规现象表明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需要监督和规范。本文借助演化博弈模型和数值仿真对地方政府主观型环境监管缺失和客观型监管不足情形下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行为演化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主观型环境监管缺失情形下,第三方监测机构不存在履责动机,“违规”是其占优策略。在地方政府客观型监管不足情形下,地方政府对第三方机构违规行为的惩罚存在阈值效应;当第三方机构存在单方违规行为时,在保障地方政府监管能力前提下,提升惩罚力度和复查概率,可对第三方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纠偏,但公众环境参与作用丧失;当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均存在违规行为时,在保障地方政府对第三方机构惩罚力度的前提下,公众环境参与可以弥补地方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为发挥多主体监督作用,维护环境监测市场有效运作,提出可行建议。     

在线健康社区社会责任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

为解决在线健康社区内社会责任缺失和异化问题,从平台的双元属性出发,以其特有的类政府优势,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在线健康社区、医生和用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模拟仿真分析不同关键因素对三方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医生是否积极履责、用户是否参与,与在线健康社区奖惩力度成正比。但是,奖励额度的增加不利于在线健康社区自身治理责任的履行;用户参与力度虽然正向影响在线健康社区选择积极治理策略、医生选择积极履责策略,但是对用户参与产生消极作用;用户参与造成的声誉收益、声誉损失的增大,均有利于促进在线健康社区选择积极治理策略、医生选择积极履责策略。     

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

避责的本质是懒政怠政,源于风险社会、舆论传导和信任危机等多方矛盾。地方官员会通过找替罪羊、折中“最优”、控制议程、行为选择等参加到“避责生存赛”中,以转嫁和推卸责任。地方官员避责的危害在于地方治理蒙上官员主观色彩、协调功能缺失造成多元分化、目标替换导致政策传导偏差、行为结果严重偏离初心使命。为此,需要对地方官员避责进行积极治理,重塑地方官员心理机制,转变其消极价值认知;强化激励问责机制,为积极履责提供良好空间;完善选任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官员队伍;增强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成效。     

COVID-19疫情下医疗防护用品市场监管演化博弈与稳定性分析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成为硬通货,部分企业出现哄抬物价、制售假货等乱象行为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实施难度。为了探讨医疗防护用品市场监管动态机制,文章在地方政府—防护用品企业—消费者三方静态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依次引入动态惩罚、动态惩罚—补贴方案,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了不同机制下各演化均衡解的稳定情况,并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定理验证了演化稳定均衡点。研究表明：完全静态机制下,三个博弈主体的博弈过程无法趋向稳定均衡状态。引入动态惩罚、补贴等手段能够较好抑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波动,使得防护用具企业诚信经营成为较优选择。同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非线性动态惩罚—补贴机制,在该机制下激励效果最佳。本研究为疫情形势下地方政府设计合理规范医疗防护用品市场方案提供一定思路。     

政府奖惩机制下药品安全质量监管三方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药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年来频发的各类药品安全事件，揭露了政府监管缺失、药品检测机制不完善、公众投诉失效等诸多问题。本文考虑了药品检测中存在寻租现象，构建了药品生产企业、第三方药品检测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方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探讨了各要素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关系，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博弈系统中均衡点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增强奖励、惩罚力度均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高药效药品、第三方药品检测机构拒绝寻租的规范行为，但是增大奖励力度将不利于政府自身履行监管职责；2)政府设定合理的奖惩机制必须符合对各方的奖惩之和大于其投机收益的条件，才能保障演化稳定市场环境下的药品安全；3)上级政府对监管部门失职的问责对增强企业生产高药效药品的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4)提升企业的药品销售收益、增加企业寻租成本也是避免企业生产低药效药品的有效途径。最后，利用Matlab 2020b进行了仿真分析，为政府完善药品监管机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转移支付的准实验证据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难题。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为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讨论了在环境保护目标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后的行为反应及其策略选择。本文利用2003～2014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识别了两类制度安排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差异,关注了背后的激励扭曲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努力程度,但是改善程度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递减和弱化趋势;(2)两类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弱化发展(工业发展)激励为前提的,但是也带来了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上升、收支缺口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3)在生态功能区县(市)或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中,财政收支缺口越大时,生态县(市)发展工业的激励越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时,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这是激励扭曲一种表现;(4)生态功能区制度政治激励不足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显著高于转移支付制度,其与绿色晋升激励不足(缺失)有关。在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会因制度安排不全和激励不足产生扭曲,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弥补县(市)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时,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机构运转和公共服务需要,则会通过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来弥补公共服务成本,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政治激励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扭曲效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的生态因素权重,适当扩大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设置差异化生态绩效考核梯度,建立和推行绿色晋升机制,对解决激励扭曲效应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研究

不同于常规的环境规制政策,中央环保督察因具有运动式治理特征,对被督察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值得研究。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何时起效,本文致力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时滞效应研究,采用2012—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时滞效应及其相关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存在时滞效应,且对不同类型污染物减排的时滞效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异质性;(2)中西部地区城市具有明显的运动式应对特征,中央环保督察对中西部城市的气体污染物影响呈“U”型;(3)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不同污染物起效时间不同。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整改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PV-GPG与元治理的双重理论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与资源保护责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督察中暴露出的各种整改问题也引起了各界关注。PV-GPG理论的公共价值建构与元治理理论对央地治理关系的论述有助于追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结合PV-GPG与元治理理论,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问题的症结是价值建构环节缺失、领导系统协同性欠缺、战略管理虚位以及督察问责错位。根治整改问题要建立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治理的社会价值建构机制、完善领导系统协同机制、构建问责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战略决策在政府环境绩效治理中的约束作用。     

平台厂商与政府数据共享行为演化：博弈机制、路径分析与政策形成

数据共享是充分释放数据资源价值的必经之路。本文以打通政府和平台厂商数据流通渠道,推进数据共享为出发点,构建平台厂商和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二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并模拟分析不同情形下平台厂商和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均衡点,探究数据转化能力、监督成本、共享成本等因素变动对平台厂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提高平台厂商和政府的社会声誉系数、减小政府经济收益分配系数以及加大平台厂商数据共享量时,能够使系统分别从“最劣”“无效”和“不良”状态演化至“理想”状态,最终实现平台厂商和政府的双重帕累托最优;当平台厂商和政府数据转化能力存在差异时,只有政府数据转化能力强于平台厂商数据转化能力时,才会明显促进数据共享行为选择;同时,数据转化能力提升、监督成本提高也会促使平台厂商选择共享;但共享成本的提高会延缓或抑制平台厂商数据共享行为。最后,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跨界水资源冲突中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跨界水资源冲突的特点,建立了跨界水资源冲突事件中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数理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部门在冲突的不同阶段与己方冲突群体、对方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政府博弈的策略选择。理论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不会在跨界水资源冲突事件中有效发挥强互惠者的角色功能,在处理己方冲突群体的行动中,地方政府会选择"纵容"策略,导致跨界水资源冲突事态扩大化;(2)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存在,依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无法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导致跨界水资源冲突事态久拖不决,必须中央政府的强制介入;(3)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策略,中央政府的占优策略均为强制干预,此时,地方政府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得益总是小于合作策略,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强制干预,合作),从而跨界水资源冲突得以解决。最后结合数值仿真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依靠地方政府无法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强互惠中央政府的管制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     

用户偏好连续分布下两竞争双边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定价决策研究

平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和博弈分析方法,建模研究两竞争双边平台均不履行、均履行及一个履行一个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种情形下的定价竞争,其中双边用户对平台履责的偏好服从连续分布,并进行模型求解和数值仿真,分析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竞争均衡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两平台竞争下,履责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定价水平、用户规模和利润随自身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系数单调递减;非履责平台的定价水平、用户规模和利润随履责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系数单调递增。两平台竞争下平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占优策略,但两平台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比不履行时的利润低,即存在囚徒困境,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将显著增加。     

数字经济时代“专利黑代理”监管两阶段演化博弈研究

基于动态新协同监管理论构建了电商平台中“专利黑代理”监管的两阶段博弈模型,系统分析商户、电商平台、政府三方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其稳定策略,通过仿真模拟研究了规制“专利黑代理”行为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1)没有政府参与的第一阶段博弈稳定策略不符合预期,第二阶段政府与平台协同监管后,三方博弈可以达到理想演化稳定状态;(2)政府参与下,提高电商平台专业性、政府“互联网+”监管的正确率、无资质代理罚款、电商约谈损失,可以促使三方博弈快速演化至理想稳定状态;(3)政府参与下,促使系统演化至理想稳定状态的最佳监管措施因监管对象而异,对于商户而言,直接监管比间接监管更为有效,对电商平台而言,事中监管比事后监管更有效。     

经济利益驱动下食品企业安全风险演化动态研究

消费扩大驱动下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日渐严峻,食品企业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所具有的蓄意性、隐蔽性、技术性特点,为新时期食品安全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挑战。鉴于此,本文借助演化博弈理论,考虑了食品企业收益、食品生产技术成本、生产残次食品损失以及政府监管成本、社会负面效益等因素对食品安全风险形成的影响,构建了食品掺假行为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其演化状态进行了理论和仿真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元胞自动机理论,进一步考虑到食品企业策略转变意愿与基层食品监管机构策略转变意愿,从空间博弈角度对食品掺假行为及其监管的空间演化状态进行了深度剖析和刻画。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企业和基层食品监管机构在策略选择方面具有同步性振荡特征。而且,在食品企业策略转变意愿或基层食品监管机构策略转变意愿维持较低水平时,食品企业和基层食品监管机构的策略（严格监管,合规生产）是纯策略稳定状态。通过本文研究既丰富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论,也为地方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提供了思路借鉴和理论指导。     

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合作共赢的演化博弈和决策研究

基于行为人有限理性具有动机公平偏好的假设,论文定义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为委托代理关系,构建了企业和政府在不同引资政策下的博弈模型,探讨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的演化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点,分析了博弈双方最佳决策以及合作共赢机制。研究表明:东道国政府给予跨国企业的收入分配比越高,跨国企业越努力工作,其最优努力程度还与规制系数、风险规避程度、规模和优惠产出系数相关;东道国政府给予的收入分配比受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规避系数的影响;在激励与规制相结合的引资政策下,基于动机公平的博弈双方能达到演化稳定点,实现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合作共赢。本文将演化博弈和合作共赢纳入分析框架中进行动态分析,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环境规制部门执法策略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规制中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博弈双方的决策演化规律,着重分析了地方规制部门环境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决策演化规律一共包含12种情形,对方策略既定条件下治污和执法策略的相对净支付决定了博弈主体策略选择。加大中央(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规制部门的奖惩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能够促使地方规制部门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且加大奖惩力度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执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干扰,其次是环境执法成本。污染削减技术创新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环境执法力度,实证结果表明其降低了环境执法力度。企业污染物产生量越大,地方规制部门越倾向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地方规制部门的环境执法特征是现有政治、经济和环保体制下多方互动的均衡结果。     

考虑上级政府参与的PPP项目监管策略研究

在PPP项目中,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将损害公众利益,甚至影响项目的成功。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当的监督制度,以抑制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但是,监管机制不一定都是有效的,考虑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成本效益及感知偏差,往往会出现激励悖论导致监管无效的可能。因此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和有限理性假设,引入上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博弈收益感知矩阵,并基于该矩阵对博弈双方的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为抑制PPP项目社会资本投机行为提出建议。研究表明,上级政府部门参与PPP项目监管对抑制社会资本投机行为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提高项目基本绩效标准参考点、增大项目的惩罚系数和提升上级政府部门监管概率可以达到抑制社会资本投机行为的目的。社会资本努力运营项目的奖励系数、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和上级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政治绩效惩罚对于抑制社会资本投机行为的作用根据项目初始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根据项目初始条件制定不同的监管策略,将有利于PPP项目监管体系的完善,促进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双向委托情景下双重过度自信融资平台多任务动态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平台融资过程中复杂的利益相关关系及多任务问题,本文考虑融资平台双重过度自信,并引入包含融资平台对领投方激励的双向委托概念,设计了基于三阶段动态博弈的双向委托情景下双重过度自信融资平台多任务动态激励契约模型,从系统参与主体视角和政府视角审视了激励契约中的相关问题。研究发现:(1)平台融资必须重视参与主体间的双向委托问题,并引入融资平台对领投方的激励机制,但需警惕过度激励背后潜藏的风险;(2)政府及社会评估机构需重新审视传统的以风险厌恶指标为主体的系统风险评估体系;(3)政府需加强对平台融资过程监管,并通过资源整合降低融资平台风控成本,提升融资项目运行的稳定性;(4)平台融资系统的健康运行必须限制融资平台的第一类过度自信倾向;(5)激励契约履行过程中,异质投资主体及融资平台不能仅通过判定融资平台第二类过度自信水平进行决策,还必须综合考虑融资平台风险厌恶程度、风控任务产出波动等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