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

生产率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生产率除了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密切联系外,还与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关系.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作为家族管理的替代变量,建立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函数,以2002年～2006年沪深两市制造行业的283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生产率的角度检验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家族上市企业全样本中,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丰的负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子样本中更明显,家族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越低.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 1998 年以前上市的所有 A 股公司作为样本,对样本公司的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模式的公司比例在逐年下降;(2)含有国家股和国家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担任;(3)由母公司控股以及中央和部委所属的公司更倾向于由大股东董事长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4)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董事长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财务舞弊、家族控制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替

文章选取2004年至2011年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以外聘职业经理CEO为基准,比较分析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后家族CEO更换情况,检验家族CEO更换是否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力图找到影响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家族CEO舞弊后更换比例显著高于职业经理CEO;并且,我国家族公司也没有采用为保留家族CEO而更换公司CFO的"替罪羊策略"。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多数家族CEO兼任董事长,两职兼任的家族CEO在财务舞弊后的更换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CEO。这表明在牢固掌控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舞弊后更换家族CEO实际上是我国家族公司应对外界监管和市场压力的权宜之计,是另类"替罪羊策略"的表现。文章最后指出控制权过于集中是造成家族企业财务舞弊盛行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IPO抑价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公司IPO抑价率的影响。基于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发现,家族参与管理的企业的IPO抑价率显著低于其他民营企业,并且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IPO抑价率比非家族成员担任CEO企业的抑价率更低。进一步,我们发现,当家族参与管理企业不存在现金流权和投票权分离时,IPO抑价率更低。本文认为,家族股权与家族管理的结合可靠地向市场揭示了家族参与管理企业内在价值的信息,降低了IPO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IPO抑价率。     

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纳税筹划方案抉择及其市场价值:基于J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纳税筹划是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领域,现有研究大量讨论了公司纳税筹划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但仍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纳税筹划节约了现金流,提升股东价值;另一方面,代理问题使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更可能有利于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而非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从而可能降低企业价值,最终纳税筹划方案的经济后果取决于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本文基于某上市公司(J有限公司)收购大股东土地案例,分析了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路径及其经济后果。本文发现,控股股东构造了较为复杂的股权转移交易方式,为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节约了大量税务成本。但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在多种纳税筹划方案中,控股股东并未选择对上市公司最为有利的方案,而选择了能够取得现金最多,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非常关注该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与本文搜集的对照样本相比,尽管J公司的控股股东未选择最优的方案,但投资者仍给予了该纳税筹划行为以积极反应,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为研究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机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本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1）高管更换与公司绩效紧密相关;控股股东的更换与高管人员的更换密切相关;（2）控股股东的更换与更换前低劣的经营业绩相关;（3）更换了高管人员的公司,高管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在高管变更中企业绩效改善主要来源于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更换控股股东和高管人员并未显著地迅速提高企业真正的营利能力,高管人员的更换既与控股股东变更相关,还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海豚微咨询

海豚会会员曾宇提问:不享有股权的家族企业创始成员,如何获得应得利益?我是一个家族企业的HR总监,公司是我和我先生及其他家族成员于15年前共同创立的。我先生是大股东、董事长,拥有43%的股权,而我作为创始成员,并不持有股权。我在公司HR总监的职位上工作了近10年,近来有意要退下来让年轻有为者上位。我仅仅享有公司HR总监的薪水和福利,但为长远计,也为不影响公司家族成员间的利益关系,什么     

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业绩期望差距与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权力主体的特征,即控股股东身份、CEO个性和来源,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随着业绩期望落差的扩大,组织为解决困境和规避利益损失,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越大。(2)家族控股股东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因面临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损失更高,通过战略变革而规避损失的动机和需求更为强烈,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随之提高。(3)开放性和外部聘任的CEO拥有更高的决策能力和行为自由度,从而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状态下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4)权力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越多,意味着实施战略变革所需的基础条件越充足,进一步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的战略调整程度。本研究充分表明了期望水平与权力主体特征在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家族企业是创造还是毁灭价值

家族持有股份、家族控制公司或由家族成员管理企业是创造还是毁灭公司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赖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有些未必能受公司自身的控制,而是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沃顿商学院的拉菲·阿密特（Raffi Amit）和哈佛商学院的贝伦·维拉隆格教授在2006年对美国企业所做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家族企业以及由创始人担任CEO对于公司价值有正面影响,但是如果家族成员对公司的控制超出自己持有的股权,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