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十年：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9-2018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法探究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过程，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及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均呈逐渐提高趋势，高效率省份比重逐渐增大，低效率省份占比逐渐减少；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总体差距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逐渐缩小，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四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间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医疗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部分交叉重叠问题是导致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和东北地区基本无极化现象，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年份呈现两极分化现象；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存在显著且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技术人员占比对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存在显著负向直接作用，等级医院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而人口密度和老年抚养比的正向直接作用与溢出效应均非常显著。     

金融集聚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时空双固定的SPDM与PT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集聚从资本支持、资源效率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日益凸显,而这种影响的空间效应有多强、范围有多大以及时空过程有何规律性,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空间距离衰减与中间机制两大假说,利用中国2003-2014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考察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并对导致二者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的中间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在300公里以内为负向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400-600公里则为正向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②在金融集聚、城市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三种机制调节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梯度式"增强的特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机制的介入过程中,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是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使用2009-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长短期效应差别以及市场化水平作用。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具有显著“U”型影响关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当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尚处于初期阶段,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效应为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对此,应推动区域集中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错位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跨区域负向空间溢出格局;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负向影响。     

“兴机富民”的开拓实践者——记全国农机工作先进个人、青岛市农机局党委书记、局长黄聿颂

全国农业机械化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农机化系统创建“兴机富民”服务品牌活动先进单位、全国跨区机收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创建“平安农机”工作先进单位……，6项全国先进称号、30多项省级先进称号，印证着5年来青岛农机工作的发展轨迹。     

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我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在我国工业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人员流动效应途径所反映的水平链接溢出并不明显;同时FDI企业通过向上游产业的当地企业购买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了积极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但只在当期发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行业中来自于FDI企业的竞争压力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FDI的水平链接溢出和后向链接溢出。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溢出效应与企业库存

本文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结合空间维度的固定效应模型框架,来估计我国省级公路设施建设对企业库存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一个准自然实验对这一效应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及其因果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结果表明,我国省级公路设施对企业库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弹性估计平均为-0.087,约是本省公路设施影响的1.5倍。另外,我们还发现,样本期间外省公路设施对国企及内地企业库存均没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分时间段来看,我国公路设施在样本后期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服务的空间扩散: 基于上海迪士尼的实证

体验经济是当代企业服务营销的重要组成,由于服务体验的扩散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本研究通过建立服务扩散的空间溢出模型,在其中定义区域间的相对影响力和易感性,从而准确分离了本地区服务体验扩散和其他地区溢出扩散这两种空间影响效果.研究基于上海迪士尼乐园游客的移动数据,实证测量了迪士尼服务群体的空间扩散效应、省份和区域层次服务扩散的影响力、易感性与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迪士尼乐园服务群体的扩散效果主要受到本地游客的直接影响(占比38.6%)和来自其他地区游客的溢出影响(占比52.4%),受到的时间效应和媒体效应为8.7%和0.3%.此外,该模型还给出了各省游客对迪士尼服务效果传播的不同影响力,以及各省游客对该服务传播的易感性.本研究证实了服务扩散过程中地区空间影响的不对称性,开发的定量模型也为服务业营销人员进行以空间地理为导向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精准参考.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角度出发,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及其路径。使用中国2005~2013年省域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度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在单独考虑金融集聚的直接影响后,逐个分析得出金融集聚通过知识溢出、资本深化、产业升级3种路径的作用程度。综合对比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为,金融集聚自身只能对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有所提升,无法对周边区域发挥辐射效应。而金融集聚结合3种路径后,对周边地区城镇化的带动有显著提高。同时测算出产业升级路径作用城镇化的效果最强,其次为资本路径和知识溢出。因此,国家城镇化理应坚持产城融合,最大化发挥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互有的空间效应。     

我国区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我国2001-2010年间,各区域（省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在各区域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各区域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突破空间距离约束的集约优势,使用2012-2021年30个省（市、区）1的面板数据,通过区域协同的空间分层逻辑,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1）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源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技术化“三位一体”共生互促。（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表现明显,中部则不显著。为此,本文从区域协同促进区域共享发展视角提出相应对策,即：补齐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短板,放大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优势,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我国农产品物流要素贡献率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91-2005年我国农产品物流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利用生产函数拟合法对影响农产品物流行业发展的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要素贡献率进行计算与分析: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农产品物流行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劳动要素对农产品物流行业的贡献相对有限。我国农产品物流行业面临劳动要素贡献低,而资本、技术要素虽贡献率高但起点较低的困境。因此必须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素质。     

基于顾客分类的生鲜农产品二次补货策略

零售商为弥补生鲜农产品新鲜度降低造成的顾客流失,选择在单销售期内二次补货,将新鲜产品和初始订货的非新鲜产品同时销售。但二次补货的新鲜产品会对初始订货产品形成需求挤兑。将顾客划分为三种类型:只购买新鲜产品、只够买折扣产品和两种产品都愿意购买,引入需求挤兑因子的概念,讨论了不同顾客类型下需求挤兑效应对零售商订货决策和利润的影响,并与单次订货策略做比较。结论表明,随着顾客对产品品质和新鲜度要求不断提高,二次补货策略能有效降低订货总量,提升零售商利润水平;不但优化了经济效益,更具有减少产品损耗和节约社会资源、增加消费者福利水平的社会效益。     

农本收益调查与价格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统计

本文介绍了农本收益调查与价格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结构、系统设计思路、系统的功能和系统在实现过程中的技术难点,解决的方法。     

金融排斥、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

农业经济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亦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撑。本文从金融排斥的角度出发,测算了我国省域金融排斥指数,并阐述了金融排斥、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排斥不仅会直接抑制农业经济发展,还会通过农业科技投入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即农业科技投入在金融排斥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58.89%;同时,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受到金融排斥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相较于低金融排斥水平而言,高金融排斥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减弱;最后,本文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建农业大家蜂疗研究所

<正>福建农业大学蜂疗研究所是由缪晓青副教授主持创建的我国首家省级蜂疗研究所,主要利用蜂产品与传统中医药学相结合进行医疗保健和美容开发研究。研究手段和设备条件先进,承担了国家和省多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总科研经费达一千多万元,突破了多项产品加工和蜂产品药的技术难关,取得了多项蜂疗科研新成果,达到国际蜂疗业领先水平。该所主持的蜂产品药用保健开发项目被教兴省的“2118”重点工程之一。     

考虑消费者效用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保鲜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新鲜度要求较高但供应商独自保鲜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构建消费者时变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由零售商和供应商组成的两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利润模型,设计了“基于生鲜农产品新鲜度的采购价”契约和“批发价+保鲜成本分担”契约两种促进供应商提高保鲜努力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两种激励机制均能提高供应商保鲜努力水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应链协调.当零售商具有强势地位时,其在“基于生鲜农产品新鲜度的采购价”契约下比“批发价+保鲜成本分担”契约下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析了不同消费者偏好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     

基于随机产出与随机需求的农产品供应链风险共担合同

本文采用单位价格补贴的风险共担机制,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中随机产出和随机需求下供应商-制造商采取不同的风险共担合同对农资投入、供应商、制造商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利润的影响。文中的风险共担合同包括风险无共担合同、需求风险共担合同、产出风险共担合同、产出-需求风险共担合同,结合算例,结论得出:需求风险分担可以使供应链利润增加;产出风险分担可以增加供应商的利润收益,而赋予制造商控制供应商农资投入积极性的权利;产出-需求共担合同既能增加供应链及各成员的利润收益,同时还使得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促使供应链良好发展。最后,结合非线性补贴的风险分担形式对上述合同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不同的补贴形式只在量上对决策存在影响,而本质上的结论并没有变化。     

参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的三方演化博弈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讨了在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过程中,不同场景下各参与主体如何进行策略选择,并用数值仿真对相关结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稳定策略受政府补贴力度、奖励、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合适的补贴力度有利于三方的共同参与,即农产品生产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品牌运营公司积极运营、地方政府严格监管;品牌运营公司给予企业的奖励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同时上级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奖励,也有利于三方共同的参与;降低参与成本和提升参与收益有利于激励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品牌运营公司参与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农产品流通体系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机理与路径

本文采用规范化实地研究方法，运用质性分析软件对某地农产品批发市场92户嵌入式个案的访谈数据进行分析，较为清晰地阐释了农产品流通体系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的内在机理及路径。来自实地调查事实证据分析表明，农产品流通体系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农产品流通体系构成要素通过供求关系、经营成本、心理预期等三个控制因素可以综合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及幅度；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确实能起到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的作用。这说明，短期的农产品生产调控或价格补贴措施对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作用有限，建立长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内在稳定性以消解体制机制性障碍，比过度偏重生产性调节更重要。     

The Implications of Utilizing Market Information and Adopting Agricultural Advice for Farmer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alleviat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isseminate 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i) agricultural advice to enable farmers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s (cost reduc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rocess yield increase); and (ii) market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price/demand to enable farmers to make better production planning decisions. This information is usually disseminated free of charge. While farmers can use the market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plans without incurring any (significant) cost, adopting agricultural advice to improve operations requires upfront investment, for example, equipment, fertilizers, pesticides, and higher quality seed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whether farmers should use market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plans (or adopt agricultural advice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s) when they engage in Cournot competition under both uncertain market demand and uncertain process yield.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farmers will use the market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profits in equilibrium. Hence, relative to the base case in which market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the provision of market in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farmers' total welfare (i.e., total profit for both farmers). Moreover, when the underlying process yield is highly uncertain or when the products are highly heterogeneous, the provision of market information is welfare‐maximiz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maximum total welfare of farmers is attained when both farmers utilize market information in equilibrium. Furthermore, in equilibrium, whether a farmer adopts the agricultural advice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requisite upfront investment. More importantly, we show that agricultural advice is not always welfare improving unless the upfront investment is sufficiently low.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to improve farmers' welfare, governments should consider offering farmer subsi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