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基于风险视角的董事会相对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

利用2004~2012年928家深沪上市公司9年8 352个年度样本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从董事会治理风险的角度,验证了董事会相对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调节作用时,董事会相对权力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三种模型(GLS模型、ES模型和OJ模型)度量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以2004-2007年连续4年均能获得相关资料的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基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视角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2)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股股东是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权益资本成本.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代理成本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西方的杠杆治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进行分阶段和分类型的系统研究.结果表明99年前,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随杠杆比率增加而增加,且显著正相关.99年后,随着预算约束日趋强化,代理成本增加幅度有递减趋势.通过结构分析进一步得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因国有控股公司代理费用不断变化所致,而社会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稳中趋降,且弹性较小,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效应习益发挥作用,但西方的杠杆治理在中国仍失效.近年来的国有控股公司代理成本增幅出现小幅上升,可能源于监管效应下滑和股权分置改革所增加的制度转换成本.     

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纳税筹划方案抉择及其市场价值:基于J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纳税筹划是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领域,现有研究大量讨论了公司纳税筹划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但仍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纳税筹划节约了现金流,提升股东价值;另一方面,代理问题使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更可能有利于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而非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从而可能降低企业价值,最终纳税筹划方案的经济后果取决于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本文基于某上市公司(J有限公司)收购大股东土地案例,分析了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路径及其经济后果。本文发现,控股股东构造了较为复杂的股权转移交易方式,为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节约了大量税务成本。但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在多种纳税筹划方案中,控股股东并未选择对上市公司最为有利的方案,而选择了能够取得现金最多,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非常关注该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与本文搜集的对照样本相比,尽管J公司的控股股东未选择最优的方案,但投资者仍给予了该纳税筹划行为以积极反应,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为研究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税务决策的机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最终所有权性质、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 2003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最终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以及外资控股三类,并选取相关变量对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业绩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变量及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度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综合考虑各治理变量并研究其与绩效的关系时,治理机制变量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导致各治理机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本质上改变;在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两类上市公司中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治理机制变量.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与指数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焦点.从分析影响控股股东收益结构的因素出发,从上市公司独立性、股东大会有效性、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关联交易状况4个方面采用 12 个指标构建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指数偏低,其行为具有引发较强负外部效应的倾向,根源在于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强化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收益,激励其实施隧道行为.只有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控股股东攫取私人收益成本的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其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激发正外部效应.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控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股票是我国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分为四种模式,并考察了改制模式、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关系。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改制模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控股股东对控制程度的选择,非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模式的概率较高。另外,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越严重,但是,很大程度上,控制程度对于资金占用与关联交易的影响来自于改制模式的不同,也就是改制模式不同深刻地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关联交易程度和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很大程度上,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动机来源于上市前国有企业的不彻底改造,并且这种不彻底的改造方式已经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偏离与营销战略风格——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营销战略风格的激进或保守与公司治理因素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营销战略风格如何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说明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卷入高风险的营销战略;(2)过度激进的营销战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是将显著损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潜力(做强)。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和营销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公司法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薪酬显著负相关。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当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对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