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对成都城市品牌及民众信心影响的实证研究

论文研究了汶川地震如何影响成都城市品牌和民众信心．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现场调研获得的数据验证了该理论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汶川地震给成都城市品牌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越大,成都城市品牌价值就越低,城市品牌信心也就越低．进而导致民众对成都市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越低以及对自己家庭未来收入信心越低;恢复并提升城市品牌形象．以达到恢复并提升城市品牌信心的目的．最终恢复并提升民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对家庭未来收入的信心．会有助于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消费者锚定效应下的动态定价与库存控制研究

在零售商-消费者两级供应链中, 零售商垄断销售市场, 研究基于消费者锚定效应的动态定价与库存问题。将消费者的锚定效应纳入决策模型中, 探讨消费者锚定的参考价格与产品的市场需求、价格的动态变化关系;利用动态规划理论建立了消费者锚定效应的动态定价与库存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利润折现和库存积压问题, 并分别构建了相应模型。数值分析表明, 消费者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决定最佳的购买时机, 零售商的期望收益随着销售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战略群组身份、企业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研究

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证实,本文考察了战略群组对企业慈善捐赠,及对企业慈善捐赠绩效作用机制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具有相同战略群组身份的企业具有一致性的企业慈善捐赠,且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也具有一致性。研究不仅补充了涵盖行业层、战略群组层和企业层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综合研究框架,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企业捐赠的伤害保险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被证券监管机构公开谴责的事件,探讨我国企业捐赠是否具有伤害保险效应,即企业捐赠是否能够减缓公司丑闻发生时股东财富的损失.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被公开谴责时,相对于前期不参与捐赠的企业,参与捐赠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较高;企业捐赠金额越大,累计异常收益率越高.由此可知,企业捐赠能够减缓公司丑闻发生时股东财富的损失,我国企业捐赠具有伤害保险效应.     

产品市场竞争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视角,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67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处于正常竞争程度行业企业相比,处于强竞争行业的企业和处于弱竞争行业的企业都趋向捐赠更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捐赠之间呈"∩"型关系。检验了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直接接触消费者、所有制等因素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观点。     

志愿者精神的道德价值——基于汶川地震救灾活动的思考

志愿者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和道德价值,尤其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的今天,志愿者精神给予我们诸多希望和启示。同时我们还应该理性看待和科学发扬志愿者精神。     

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履行——基于汶川地震捐款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捐赠中的表现为分析对象,本文重点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与股权性质、行业竞争程度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之间对捐赠影响的互动关系。将捐赠样本和非捐赠样本合在一起的回归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来自舆论的可能压力明显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捐赠可能性;考虑到公关、广告、声誉等经济动机,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产权控股以及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同时,媒体关注还会显著地降低国有产权控股以及行业垄断程度对捐赠的负向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媒体在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正面作用。但是,针对捐赠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上述关于媒体的各类显著影响都不再存在,可见,媒体关注的影响效果仅限定在上市公司是否捐赠这一决策层面,对于公司决定捐赠后的捐赠水平高低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实际的捐赠水平时不能科学决策、对有关影响因素和社会预期考虑不足有关。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我国经济中“托宾效应”和“反托宾效应”的实证检验

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存在正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增长存在反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则存在货币变量的长期中性或者超中性。通过对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并且货币中性和超中性等性质在短期内并不成立。这意味着目前诱导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企业捐赠对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企业的慈善行为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本文把企业的慈善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联系起来,并研究企业盈利能力和冗余资源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了研究假设,运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81家企业2010年到2014年五年的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数额与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企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强或者企业拥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企业的捐赠行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技术追赶过程的后发企业能力重构演化机制研究

后发企业最终实现技术追赶得益于能力重构.然而,在技术追赶动态过程中,后发企业如何进行能力重构演化机制尚不明确.通过对圣龙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市场动态性从外部为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提供机会窗口,主导逻辑则从内部为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提供认知引导.具体而言,初始追赶阶段的市场动态性低,后发企业通过定位逻辑实现能力演化;超越追赶阶段的市场动态性中,后发企业通过杠杆逻辑实现能力转换;行业前沿阶段的市场动态性高,后发企业通过机会逻辑实现能力替代.本研究强调了不同程度市场动态性的重要性,引入了主导逻辑视角,揭示了能力重构演化机制的内在规律.本研究既丰富了技术追赶理论,又为后发企业追赶实践提供了管理启示.     

决策支持系统的主动性研究

随着问题复杂度的增加,决策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传统决策支持系统提供的被动支持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主动决策支持系统的思想产生了.它的提出,为提高系统的适应性,建造高性能的自适应决策支持系统奠定了基础.本文就系统主动性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对模型驱动的决策支持与问题驱动的决策支持的比较、主动学习、直觉决策的主动支持和主动帮助等问题.此外,也研究了主动决策支持系统的知识构成,提出了系统的结构框架.     

上市公司抗震救灾捐赠的税收考量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众多上市公司都以各种形式表示了对灾区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上市公司在第一时间通过捐款和捐物的形式,表示了对灾区人民的支持,对抗震救灾活动的有利进行提供了及时的帮助.然而,由于上市公司所涉及的行业、捐赠形式和捐赠途径的不同,上述捐赠行为可能对公司所得税和流转税造成不同的纳税调整影响.本文拟对此种影响进行比较分析,使得企业在奉献爱心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纳税调整负担.     

存在封存期权时突变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将新技术商品价格描述为混合的布朗运动/泊松跳跃过程,考察未来可能出现的能使价格发生突然改变的因素对企业新技术商业化决策的影响,通过模型的一组模拟数值解给出了特定情况下企业进入、封存、重启和退出的临界值,并研究了各临界值对泊松过程参数的依赖,同时发现由于存在封存和重启项目的可能性,降低了企业投资和退出的临界值。     

需求信息滞后下的零售商决策与牛鞭效应分析

牛鞭效应是一种在企业经营中广泛存在的普遍现象,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简单两级供应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首先建立在需求信息滞后情况下的零售商库存决策和混合决策(库存决策和定价决策)模型;然后进行决策对牛鞭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需求信息存在滞后的情况下,零售商最优决策的定价和订货点的期望值是确定的,与需求信息滞后期的长度无关;零售商的库存决策能产生牛鞭效应,且牛鞭效应会随需求滞后期增加而逐渐减少;零售商的混合决策能否产生牛鞭效应,取决于需求自相关系数的变化,而与需求滞后期无关,但随着需求滞后期会改变期变化程度。此外,库存决策还是混合决策,在需求不具有滞后时较具有滞后时牛鞭效应表现得较为为减弱;零售商的混合决策与库存决策相比,只有在需求的自相关系数取较小值时,才表现得更为强烈,否则会减弱。因而对于零售商而言,适当的需求信息滞后以及供应商对零售商的定价柔性能减少牛鞭效应。     

工业企业存储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储问题的基本内容、手段、方法,同时也阐述了工业企业存储决策支持系统的分析和设计过程。     

限制性行业中企业战略行为合法性研究: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基于战略的制度基础观,本文认为在中国限制性行业中,企业战略行为的变化主要受制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企业在制度框架下所具备的合法性高低决定了其战略行为的变化情况。依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采用离散事件历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0多家汽车企业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的轿车合资行为进行了考察,发现企业的声望和能力是汽车企业取得合法性的两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限制性行业中影响企业合法性的因素与其它行业有所不同,而合法性高的汽车企业成为行业中战略行为改变的先行者。     

限制性行业中企业战略行为合法性研究:以中国汔车行业为例

基于战略的制度基础观,本文认为在中国限制性行业中,企业战略行为的变化主要受制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企业在制度框架下所具备的合法性高低决定了其战略行为的变化情况.依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采用离散事件历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0多家汽车企业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的轿车合资行为进行了考察,发现企业的声望和能力是汽车企业取得合法性的两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限制性行业中影响企业合法性的因素与其它行业有所不同,而合法性高的汽车企业成为行业中战略行为改变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