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规模经营的模式创新

文化产业的规模经营,通常可通过组织间的兼并、联合以扩大企业的规模,从而提高市场集中度。更高水平的规模经营是通过集团化和产业集群等方式来提高规模经济水平的。     

转型时期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再考察

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热点研究问题。在中国农业范畴下实证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有限且使用的数据陈旧,不能反映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迅速、劳动力流转频繁、农业机械化率大幅上升背景下土地生产率和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的新近变化。本文用江西省325户水稻种植农户微观调研数据,特别是一个稻农多个地块、多个水稻种植季节、2011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单产和亩均利润来衡量土地生产率,从地块层面和农户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控制农村要素市场不完善、土壤质量、土地面积测量误差对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的影响,发现在地块层面,不管是单季还是全年时间维度,土地生产率都与农户经营规模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种植稻农存在内在激励追逐土地规模经营。农户层面分析时,虽然这种关系不显著,但系数方向为正。此外,增加机械使用会提高土地生产率,这证实机械化的作用不仅限于扩大农户经营规模。     

腐败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非正规经济的视角

现有关于腐败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多数忽略了非正规经济的作用,而非正规经济的存在将会影响到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腐败通过提高非正规经济规模增加了环境污染;同时,腐败通过减少正规经济规模降低了环境污染。基于199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活动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腐败通过扩大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显著为正,腐败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说明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占主导。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腐败程度越高,非正规经济对中国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百货零售业规模经济运用简析

本文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运用于百货零售业,从百货零售业规模扩张的方式、规模经济带来的效应、影响规模经济的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企业扩张要稳健、适度,要与企业自身能力相适应,否则将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信奉金融自由化信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必定存在严重的低经济效率。本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构建Tobit模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全面考察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较为低下且呈现"U型"的演化趋势,而规模效率较高并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特别地,金融结构与经济效率显著相关,股票市场较银行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资源分配政策,将有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     

我国报业集团的规模经济分析

报业集团化无非是为了扩大规模,实现最适规模。本文结合规模经济理论对报业集团化规模经营作了深入探讨。     

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

本文在政府干预背景下经验分析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此外,相机抉择使得政府节能减排战略对改善能源效率未能发挥应有效果。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变量后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地方政府干预增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的道德风险,均会抑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改进,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则有助于产业集聚提升能源效率。然而由于存在环境质量治理的市场失灵,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省级开发区升格改善了城市经济效率吗？——来自异质性开发区的准实验证据

2009年重启的开发区升格标志着我国开发区的建设由数量扩增转为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文章基于2009年省级开发区升格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6年126个城市的数据,考察了开发区升格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开发区升格政策有效推动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机制分析表明,开发区升格通过企业进入机制显著推动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但优惠政策机制和企业成长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从升格数量还是从升格规模来看,政策强度与城市经济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从交通便利性差异来看,开发区交通越便利越有利于升格政策发挥经济效应;从政府效率差异来看,低效率政府不利于升格政策效应的发挥;从发展水平看,低水平开发区和高水平开发区的升格政策效应相差无几。     

农户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再探究——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规模农户的证据

本文采用含有大小农户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规模农户数据,探究了农户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讨论了技术采用和要素选择对农户规模—生产率关系变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呈差异幅度较小的显著反向关系,小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呈拐点分别为10亩和15亩的显著倒U型关系;50亩以内的农户生产率整体上稍高于50亩以上的农户生产率。研究发现,农户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相应采取了机械替代人力的技术选择,虽然未强化小麦的倒U型关系,但明显强化了玉米的倒U型关系、减弱了水稻的反向关系。中国农户的规模—生产率关系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倒U型关系,过大或过小的土地经营规模都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稻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将会呈现为倒U型关系,小麦和玉米单产与播种面积关系将会表现为拐点进一步前移的倒U型关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战略,既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浅析国债规模的金融经济

国债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就国债的规模进行金融经济分析,并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提出对国债规模的一些认识。尽管国债规模较大,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所需,且我国具备扩大国债规模的条件,国债规模的扩大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融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2003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银行借款水平会显著下降。高预期通货膨胀会加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银行关联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产业政策不支持的行业,处于周期性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银行借款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加显著。     

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效率评估——兼论成本差异对效率评估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是一个追求执政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的过程当中也会考虑成本与收益,所以宏观调控可以被视为多种输入和输出的决策规划行为。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我们不仅能够对政策工具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等做出适当的评估,而且也能够分析政策工具的成本差异对配置效率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产生的经济后果分析——以ST国商为例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目前我国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采取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两种方法进行计量的,不同计量方法,将对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本文以ST国商为例,通过分析研究其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的影响,得出结论ST国商的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降低了折旧,提高了投资收益,提高了公司业绩,结论为完善我国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监督和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中国企业跨省、跨国扩张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中国企业跨省、跨国扩张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基于704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跨省扩张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但有利于企业的规模成长。中国企业跨国扩张程度的提高会更大程度的显著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对规模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同时,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央行担保品政策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因此,在我国构建基于担保品的货币政策框架背景下,科学地评价我国央行担保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银行间市场的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被首次纳入货币政策担保品范围这一制度背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微观视角对央行担保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都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将公司信用类债券纳入央行担保品范围不仅会通过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对企业融资产生促进作用,该效应还会进一步传导至产品市场,并对企业商品采购、产品销售、投资规模以及盈利水平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本文对于构建和完善基于担保品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增强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提高货币政策的资金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中间产品种数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Romer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导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稳态解.解的政策含义指出了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作用.模型还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给出了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