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协调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目前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政府间协调治理观念滞后、协调治理体制不完善及法律保护不健全是造成长三角海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重要原因。长三角海域政府应转变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化的府际网络治理模式,提升区域空间海洋生态管制,采用污染物入海申报许可和总量控制制度,健全府际间海洋环境管理法规体系,从而实现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协调。     

试析推进东盟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维度

区域治理溯源于西方,是国际关系变迁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自成立以来,东盟在外交上积极进取,地缘空间大大扩展,一种具有东盟特色的区域治理现代化格局正在形成。一是从东盟到大东盟,加快推进区域治理的一体化进程;二是从依附到参与,积极凝聚区域治理的"东盟方式";三是从协作到规制,着力构建区域治理的"大国平衡战略";四是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增强区域治理的改革创新能力。     

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析论

冷战时期,东南亚成为大国势力角逐的舞台。为抵制地区外大国的介入,东南亚地区初步进行了区域内部合作的尝试,东南亚联盟与马菲印多的先后建立,表明东南亚国家处理内部矛盾、协调区域安全的决心,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通过相互间的初步合作,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交流,获得了相互合作的经验。东南亚各国开始从他们共同的角度来考虑国家利益,并进行一些互助合作,这也为之后东盟的成立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基础。     

转型期东盟地区治理与制度构建相关性研究

东盟地区治理强调参与、伙伴、磋商与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与该区域“软”地区一体化相吻合的趋势。自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建立在各国和谐共生基础上的软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动力。东盟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内生特质的、多功能的次地区综合安全共同体”,并逐渐深化对安全领域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的内在动力,是在国际制度层面寻求构建东南亚自身的制度框架。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传染性疾病暴发与传播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各类传染病的出现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加强区域合作、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传统医药合作和卫生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但在公共卫生风险不断凸显的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卫生健康合作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因而亟须在理念意识引导、法律机制重塑、专业人才培养和区域协调合作路径上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以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消除潜在健康隐患，实现区域卫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     

浅析澳大利亚的东盟政策

澳大利亚在东盟有着多重战略利益:经济上,东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安全上,东南亚地区是澳大利亚对外防范的主要区域;外交上,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有助于澳大利亚实现"中等强国"的目标。为增强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吉拉德政府执政后不断加强与东盟组织以及东盟主要国家的合作并介入到南海事务之中。从多个维度来看,未来澳大利亚融入亚洲、重视东盟的政策趋势不会改变。     

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东盟共同体将会有效地整合东盟各国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使东盟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这必然会改变东盟传统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会深刻影响整个区域国家的互动。同时东盟一直奉行的"东盟方式"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其非强制性原则在促进合作、缓解矛盾的同时也将限制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发展和变化,并积极应对东盟未来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机遇与挑战。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与救济

区域海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正被来自陆源排放、船舶溢油、海洋工程等多层面的污染影响,区域海洋环境治理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该现实特性问题可以通过区域内外治理主体的协同得到有效解决。在近年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类事件和冲突中,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司法救济是实现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对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跨区域环境治理现状的检视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着立法规范欠缺、制度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通过完善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诉讼制度、构建司法多领域衔接机制等方式,构建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救济体系,推动我国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