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文学的审美属性——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

文学作为艺术中的一种特殊样式,虽然具有多种属性,但审美属性是其中的前提。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审美活动中人的情感缺憾的满足,它主要体现在:人在感知陌生化对象时产生的惊奇感,进而使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文学广阔的想象空间使人获得自由的生命体验;作品与读者的共鸣,会使人产生愉快的感动;审美沉思是借助想象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和支配,从而获得感情的陶冶;文学的韵律、结构和节奏会形成人们需要的审美效果。     

文学语境的本质与本体言说

文学语境与语言学语境在对象和属性上有着差别，因此，文学语境本质是必须从一般人类实践活动下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作为审美性特殊活动的诗学语境二者的关系之中来区隔的。同时，文学语境在本质之上还存在本体性的维度，只是对文学语境本体性的追思不是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形而上学开始的，而是从以“前反思”的、非概念性和超越主客体二分的后形而上学角度进行的。     

论文学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

文学的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是文学不同层面的本质。以社会需要为基础的审美需要是人的高级精神需要 ,以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审美关系是作家与生活、读者与作品的本质关系。作家个体审美意识的形成是社会群体审美意识长期“积淀”的结果。文学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共同实现是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胡适的文学功能观

在救亡图存的“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家胡适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政治的武器,不断地徘徊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启蒙功效之间。受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胡适以自然科学求真的方法来审视文学,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对应性,将真实性设定为文学的第一属性,其结果是遮蔽了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文体的审美价值。     

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客观性(下)──对一个老是论误了的问题的驳正

三关于“美的规律”客观性论辨诚然,具有审美属性的“对象”客体其审美价值是在审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但它的表现必然是通过审美的实践。因为美是“对象”客体的“人化”、主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离开“人化”和“对象化”的审美实践,便无从表现。所以,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因为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实践,也就无所谓“美”,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从严格意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在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具有审美属性的自然客体是存在的。如明月、朝阳、清溪、泉流与鲜花等等,这些具有审美属性的自然客体,也有它们…     

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

从马克思的原文和权威译文的表述看,“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马克思没有把“社会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相等同,更没有把文学简单界说为“意识形态”。文学应归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复杂,将“审美”和“意识形态”组合成“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并用此作为对文学本质的界定,是不准确的。     

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

文学本质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在论争过程中往往混淆了文学的定位和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定位和本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文学的定位是:文学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新表述方式:文学是一种审美话语实践。     

略论美感成因

对于美感的成因问题,目前美学界尚在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一个对象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美感,并不是由于审美客体的某些自然属性决定,也不是审美者虚无的观念所致,而是人们从可感的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上看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看到了与自己创造力的生活相联系的东西。美感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命题科学地揭示了美,以及     

简论中国赋体文学的发展

作为民族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赋体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史一样,有着曲折漫长的进化史。本文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考察赋体文学从发生、发展、延续直至衰亡的全过程,力图展现整个演化进程的总貌。 战国中晚期乃至汉初,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形成期。赋体,本是汉民族文化的特有产儿。在中华民族喜大求全的审美理想和“假象尽辞”的抒情方式的作用下,“铺陈”作     

文学“大众化”与当代批评的应对策略——从池莉小说的当代评价谈起

从池莉小说的当代评价入手,揭示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从效果层面理解的文学被"大众"接受与从价值层面理解的文学关注"大众"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与学术界对"大众"、对文学本质、对大众性与商品性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复杂认识相关;强调正视文学"大众化"现象及其内部规律;呼吁新的美学原则介入文学"大众化"批判的必要性。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王国维“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是王国维融合中西有关理论提炼的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王国维从审美形武上界定了古雅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美,而不存在于自然.古雅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可学可教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美的共性.古雅,作为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是对康德命题"审美判断"和"天才"说的一种修正.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明清戏曲批评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体现在戏曲批评中,它在明代始得到引入和阐说,曲论家们主要从戏剧语言运用、技巧表现等角度论及到"趣","趣"首次被标树为了戏曲审美的本质所在;延展到清代,"趣"在戏曲批评中运用更为广泛,曲趣论得到进一步拓展,曲论家们对"趣"作为戏曲审美的本质、曲趣的表现范围、生成、特征等进行了更为切中的探讨.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