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体制改革的地位

司法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建设法治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对司法体制改革与诸种改革相邻关系的逐一考察和综合分析,把握各种改革相互依存、互动互济、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结,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司法体制改革的科学内涵,寻求司法体制改革的科学定位与功能。     

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与特征

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本文综观相关研究的认识与主张,科学界定司法、司法体制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三个概念,具体深入分析各自的内涵(要素),对其内涵扼要地分解,揭示出司法体制改革的规律与特点(特征),明确科学配置司法职权的指导思想,为系统探讨和透彻了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开创了基本前提与基础。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司法体制改革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选择,理论与实务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这些方案与本文中提出的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具有试验性、风险性、改革成果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具有规律性、平稳性和结果的必然性,其收益最大,风险最小.因为司法的独特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被无数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该项改革的成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进行,有助于深化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指引与法治保障,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我国从1997年即提出司法改革,十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不可谓没有,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不可谓不多,司法体制改革的追求不可谓不强.在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中,既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或者由有关部门、系统自我设计的尝试,又有中央有组织渐次展开的顶层设计.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司法体制改革,收效皆不显著,甚至招致“狼来了”的社会评价.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找准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没有找到“撬动”司法体制改革“顽石”的支点,同时,司法体制改革当权者的决心不够、立场不坚,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决策者本身就是既有体制的获益者.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司法改革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去司法行政化和去司法地方化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核心支点,当权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果敢,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层层推进,方能突破长期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之瓶颈.     

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宪法地位

终审法院是香港特区司法系统中的最高审级。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前,由英王室枢密院掌握香港的司法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置终审法院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司法制度上的重大变化。香港终审法院处理案件不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拥有的司法终审权是基于国家主权的授权性审判权,是国家司法终审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规范功能主要有"造法"功能、解释功能;社会功能主要有监督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和社会减压功能。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宪法地位问题是我国司法审判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更是涉及我国"一国两制"原则的重大宪制性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与确保地方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尤其是地方司法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造成地方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公正权威的司法体系,坚固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拟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地方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行有益的探讨。     

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发展趋势之一，受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活动方式所决定，宪法在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是必然的。中国宪法目前在司法活动中还不具有适用性，致使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及宪法与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不甚明朗。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从观念上和理论上深入研究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关系、民意代表机关与民意的关系、一机关有权监督另一机关是否必然凌驾于后一机关之上等问题     

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宪法司法化包含有宪法的司法适用与违宪审查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司法适用具有不同于普通法律适用的特点 ,司法违宪审查则是关系到现有宪政体制的构架的根本性问题。宪法司法化只有走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悖论才有可能得以最终实现。     

对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 0 0 1 ]法释 2 5号批复 ,被认为是“冒名上学事件引发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文章就此对宪法司法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认为其应包含两个方面因素 ,即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对于在我国可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观点提出了法理上的三点质疑 :一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认为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二是我国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三是在技术操作上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     

健全公正执法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兼论西部大开发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对策

中国司法制度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常常与制度建构方面的缺陷有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公正执法 ,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妨碍了司法工作的健康发展 ,因此 ,亟待改革。但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多层次、分步骤地进行。应当把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和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把清除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把培养高素质的执法司法队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     

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与组织系统,创建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对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是建国初期从侦察机关的内部鉴定模式发展形成的,体系众多、层次复杂、相互独立、各自为政,造成的弊端和危害已经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鉴定的公信力。现阶段,应尽快规范我国司法鉴定体制,对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管理,以维护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论改革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时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司法改革的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显。针对该情况，探讨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性质及现状，并就该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     

对我国鉴定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鉴定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制度的改革为鉴定制度的改革确定了方向。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思想理念指导下,本文初步分析了我国鉴定制度中鉴定体制、鉴定人、鉴定启动机制几方面中存在的问题,并试探性地提出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意见。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