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存性债权对担保物权的优行行使

生存性债权是指个人享有的以实现其生存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具有公法性质的一类债权,主要包括劳动工资、社会保险费、生活费等支付关系.生存性债权不仅可优先于普通债权,而且应优先于担保物权行使,其原因在于生存价值的最高性、生存保障上的社会共同义务性及生存权的首要性的确立.此外,生存性债权易受担保物权的排斥,也是其应优先行使的重要原因.我国未来立法与司法活动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精神.     

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序列分析

基于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指向和作用方式,可以将政府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分为消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和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三类.政府在具体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存在着某种"词典式"的优先秩序:消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首先应做到不能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践踏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次应满足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和社会良好的道德秩序,在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最后,在满足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道德共同体,改进社会道德秩序,培养个人德性,提升个人道德素质.     

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当代中国道德价值操作标准论纲

当代中国道德体系中的操作标准,应是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其立论根据可以从道德本质伦、道德功能论、道德结构论三个角度来考察。上述原则对于政府的现实要求是:1.在引导人们进行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新的行为规范体系;2.规则一旦形成,政府应率先遵守。对个人的现实要求是:1.服从社会规则,2.发展需要层次。在功利原则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时,应当:1.考察冲突是否真正不可调和;2.冲突确实存在,只能采取功利优先的立场;3.在社会政策方面,对因这种冲突作出个人牺牲的社会成员,应予以补偿。     

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理论的时代阐释

共同富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统一。共同富裕的科学意涵应从以下四个维度理解：从“现实的人”出发阐明个人发展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确证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以共同体形态历史发展过程具有的生成性、阶段性、现实性,凸显共同富裕渐进式演变的现实生成逻辑;以真正共同体的空间正义性,指明共同富裕实现社会正义的空间向度;基于生产关系范畴分析社会共同体实质,明晰共同富裕实现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统一的制度规范。以此,对科学认识共同富裕中个体与社会、过程与目标、全局与局部、经验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将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推向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共同体·正当性 --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的三个核心问题

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经典社会理论是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从经典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话语中浮现出了三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共同体问题、自由问题、正当性问题.这三个问题同时也是没有被所谓的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所终结的、在今天依然具有核心性的问题.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罗尔斯对西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

19世纪以来,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在英美国家占支配性地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主旨是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管功利主义得到了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密尔、西季维克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但其存在的缺陷是深刻的。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功利主义幸福人生目的的不确定性;功利主义社会道德原则对个人权利存在侵犯;功利主义的个人原则向社会原则扩展具有任意性。     

关于志愿者行动的价值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行动为例

"5.12"汶川大地震使中国的志愿者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志愿者行动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经济价值更是令人瞩目。就其文化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具有明确的文化导向性和文化整合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就其社会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增强社会互信、催生公民社会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就其个人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提高了志愿者的社会地位,体现了志愿者作为人的个人价值;就其经济价值而论,"5.12"行动在抢救社会财富的同时,通过志愿者的个人劳动,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作为产品和作为方法的个人

现代性由一系列创新构成,从而形塑出完全有别于古代社会的现代社会。"个人"作为现代首要的和最大的产品,其生发与创作具有隐而不彰的内在逻辑,经历了复杂的制造过程,使用了独特的关键工艺:由自身到自我、从自我到主体性、从共同体利益优先到个人利益优先、从身体的边界到权利的边界。"个人"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活状态,现代社会的各种价值都是附着于个人概念而生效的,现代生活也是以个人作为基本存在单位而展开的。但是,个人这个产品并非无懈可击,个人的存在基础很不牢靠。个人作为产品的内在悖论是:个人在获得绝对价值的同时导致了每个人的贬值,个人成为标准而解构了一切价值标准。个人是一个非良基存在(non well founded existence)。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伦理解读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伦理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体的发展史是人类道德生活的进步史;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更是伦理共同体;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体的伦理价值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反思和应对现代性问题以及当代人追求和理解自由,从哲学上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伦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社会地位嬗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传统的商人等级制度日趋瓦解,新兴企业主阶层在国家私营经济活动中渐居主导,个人社会身份提升。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利益诉求,促使企业主阶层的共同体行动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社会自觉形成,社会团体性增强,虽然深受专制政府压制,但其代表性组织机构仍蓬勃发展,阶层整体地位提高。在俄国资本主义危机加剧、革命斗争剧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主阶层开始组建政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尝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政治地位在临时政府时期达到顶峰。     

生态伦理: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了传统规范伦理学的两个教条之一:利益优先性原则,并将其演变成了伦理利己主义.启蒙对利益优先性原则加以论证和强化,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的贯彻却最终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地.生态伦理正是在反思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再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范围,重新进行价值排序.弱化利益优先性原则,充实道义优先性原则,重视德性,由人为自然立法到人为自己立法,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道德转向,在自然面前保持人的道德自觉性,这是生态伦理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竞争法的协调

欧共体竞争法与其成员国竞争法往往发生冲突,一般说来,根据共同体法效力优先原则,成员国竞争法与其相抵触时,应适用共同体法。但对一些特殊问题,其具体适用又比较复杂。本文就一些经常发生冲突的问题,对其协调机制进行了较细致的讨论。这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管辖权冲突及共同体豁免的效力问题;国内法院执行欧共体竞争法时冲突的协调;共同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立法、行政措施的协调;共同体竞争法与成员国关于公用企业的立法的协调。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城邦是否先于个体和家庭,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做出阐释,但他们的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共同体主义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个体是由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创造的,每个人都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个人依赖共同体获得道德、自我同一性以及自我价值。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

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形式理性优先在经济法语境中的要求表现为规则和程序优先。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正当性来自于经济法事实与目标的不可预测性、实质理性目标的可证伪性、实质理性的不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关于经济法适用的一般性原则 ,是法治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 ,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要求 ,但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也有其局限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局内人行动研究：一种实践者作为研究者的新方法论

在批判实在论范式下的局内人行动研究,超越了实践者本身,实现了个人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促进了行动的改善和知识的生成,达致了统一的目标。局内人行动研究的产生,首先源于破解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立状态的现实需要,赋予实践者作为研究者的角色,通过反思、学习及行动,使实践者获得提升并改进实践;其次,局内人行动研究的发展有其理论逻辑,包括深层本体论、联结认识论和多重价值论,无疑为其确立了重要的依据;最后,研究实施当中采用一种可行的具体方法,即“一般经验方法”。另外,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局内人行动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局内人行动研究未来在国内可能应用在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位学术研究、组织变革和组织学习以及个人研究能力和职业生涯发展等诸多方面。总之,局内人行动研究在追求自我超越的价值中不断发展,为实践者作为研究者,从实际出发,通过行动来反思和学习及促进个人发展和组织变革提供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