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先秦至魏晋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

先秦至魏晋是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正是这一阶段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才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融汇文人自我呈现、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复合型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之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形成了自传摇曳多姿、魅力无穷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     

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研究

在魏晋文化人的人格变化中理清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变化脉络,进而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图景中分析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的构成,揭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在这一群体身上的影响,找出他们的自我概念形成原因,对当代知识分子当有裨益     

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

缘于历史境遇和生存体验的惊人相似类似,魏晋文化成为民国文人体认传统的文化磁场。刘大杰深谙魏晋文化穿越时空的存在价值,藉以梳理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人生观、政治思想、文艺思潮,盘活了魏晋文化的现代生机。他援西学以立论,关注传统文化演进的内在脉络,褒奖魏晋文化清新自由的学术风貌,彰显了魏晋文化应有的文化地位。他完整勾勒了鲜活如新的魏晋文化镜像,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

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轫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的推崇,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信而好古的章太炎以小学为基础,取法魏晋,获取民族文化重建的能量,他激于时弊而拯衰起敝,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他的朴学理路,有力冲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也为当下甚嚣尘上的政教功利说祛魅,表达了古雅和存质的文化诉求,隐寓对中华传统之文的再认和重估。     

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

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笔底林泉古镜照神——从山水散文比较魏晋及晚明文人对山水的观照

钟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品性,为了以微知著地探究这项文化品性的发萌与成长,特从魏晋和晚明的山水散文入手,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文人在对待山水的接受程度、欣赏态度、审美旨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认为,同为钟情山水,魏晋文人在山水散文中表现的是一种发现的喜悦,晚明文人则将生命沉耽山水之中;魏晋文人对山水的态度是崇敬的,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态度则是玩赏的;魏晋文人在山水审美中澄怀观道,晚明文人观赏山水时所具更多的是实用功利的现世情怀。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旅途中物质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旅人对山水自然可能产生的不同感受;第二是受玄学和心学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第三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独立人格意识

魏晋的“文学自觉”首先是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其各自独立的人格意识。而这却与文人受庄子思想影响所引起的心态变化密切相关。正是庄子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促进了魏晋文人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的形成。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对诗歌等文学体裁都有一定的影响.     

"相轻"亦或"相重":魏晋文人关系新解

以《世说新语》等为资料,找出"文人相重"作为现象而存在的共同原因,并发现了魏晋时代所赋予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魏晋文人关系的"原状态".重视"文人相重"等构建性因素的存在价值离不开对"文人相轻"等否定因素的重新审视.通过重视与审视的双重作用,才能打破集体认同所形成的先入之见,才能有利于对文人问题的全面阐释.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竹林七子文人精神解读

竹林七子是对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人品高洁的美誉。本文从竹子品格、玄学精神、文学气质诸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七子的文人精神,得出他们的精神本质是抛弃名教、崇尚自然、张扬个性、反对现实,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及精神满足。     

另眼相看中国传统文论——兼与《马眼中的骆驼》商榷

与西方文论相比,以“意境”、“气韵”这一类体现文学的生意和灵魂的范畴为其精髓的中国传统文论,更注重对于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整体性把握,可谓是一种“生命化批评”.这种批评风格的形成,反映出以先秦《易传》、魏晋玄学、唐宋禅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作为一个文体名目来说,小品文在现代才出现,但其实际历史却很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小品文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唐宋而在明季达到鼎盛。从写作上说,小品文崇尚简洁,重视情韵,既受史著尚简笔法的影响,同时也与玄学简淡玄微的旨趣相关。其哲学渊源,实为庄玄,提倡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个体的自得自适。这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还文章以审美、娱乐功能;而就审美特征而言,便是崇尚简约,重视情韵。二者一在文用层面,使应用文字变成审美文字;一在审美层面,以意境作为散文叙事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小说叙事的以情节冲突、性格成长等为主要特征,在古代散文从应用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对散文文体的确立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中国古代“人品与文品”理论的衍变

主张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人格之美的集中反映.从先秦到明清,这种理论经历了"文如其人"理论的滥觞、"言为心声"的理论发展、"魏晋风骨"的审美性位移、"文以载道"理论的深化扩展、"文品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等不同阶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更迭,历代文人学士对文品与人品之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陕北文化的分期及其基本特质

陕北文化是陕北人历数千年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的发生、发展，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演进序列划分为远古到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元以及明清时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若干历史时期。陕北文化的基本特质表现为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浓重的军事文化色彩，以及文化中的原始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些基本特质赋予了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丰富绚烂的神奇魅力。     

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阅微草堂笔记>艺术谈

多年来,学术界对曾风行文坛的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的评论有所偏颇.其实,根据作者本人及同时代学者的有关论述,并结合该书深入研讨,纪晓岚在艺术上是故意不走唐宋传奇小说的道路,而刻意模仿魏晋笔记小说"粗陈梗概"的面貌,忠实地继承魏晋志怪的质朴简淡的风格的.因此,<阅微草堂笔记>并非"结构松散粗糙,人物形象苍白呆滞"的作品,而是清代拟魏晋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的高峰.     

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在赋学研究领域中,科技赋以独特的创作内涵,使文学与科技融为一体.这里通过对科技赋创作历程的考察,认为科技赋创作孕育于两汉,完成于魏晋,兴盛于唐宋之世,其创作与科技史的发展及成就相对应,主要体现在天文、地理、医药、机械与生物学诸方面,指出科技赋创作蕴涵着中国古代的道伎传统、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文化精神,体现了盛世作赋的文学致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