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初探——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

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中国慈善捐赠法制化论纲——以5·12震灾中的新闻事件为线索

5.12震灾中的慈善捐赠既发挥了中国传统模式的作用,也展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多元化的慈善主体和慈善方式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过于保守的立法思想以及相关重要制度的缺失都将严重影响多元化慈善力量的培育与发展,又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我国慈善组织的自律与监管制度都还亟待建设与完善。5.12震灾中的经验是我国慈善捐赠法制化的珍贵素材,认真反思与研究这些素材将是我国慈善捐赠走向法制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美国大学慈善捐赠作用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慈善捐赠。宗教组织、公民个人、企业家、基金会和校友是慈善捐赠的主体,慈善捐赠对提高大学的师资水平,改善大学的基础设施,资助贫困学生,帮助黑人等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女性受教育层次以及大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学接受慈善捐赠对大学发展的作用对我国大学扩大资金来源以及大学的自身发展有着多方面启示。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信任、捐赠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

筹资困难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障碍之一就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为此,有必要在确保非营利组织自身值得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具体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中介机构评估、媒体监督等渠道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以此提高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度,促进捐赠事业的发展。     

动员与参与: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慈善事业在互联网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高速成长期,其生长点在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在"后郭美美时代"的纠葛。同时,由于互联网特质与民办慈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而网络慈善是当下中国民办组织采用的重要形式。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动员与参与。前者是运动创业家的主体动员加上与互联网紧密贴和的制度设计共同完成的,后者则在支持与反对中形成了多样的参与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下,一项网络慈善能否取得成功,其决定因素不只停留在动员技术层面,还需考虑复杂的社会现实因素。如何形成健康合理的动员格局,并有效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是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区块链赋能慈善捐赠协同治理的框架与应用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现代化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慈善协同治理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用实践案例阐释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有助于慈善捐赠系统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跨越边界,保证慈善捐赠的交易过程兼顾信任与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将慈善捐赠系统细分为元治理、基础网络治理和上层应用治理三层结构,在保持框架结构稳定和减少外界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节点、修复漏洞和智慧合约管理实现慈善捐赠系统持续更新升级,保障数字治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区块链网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有效解决了公益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双盲、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慈善资源分配的精确性、慈善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了慈善决策的合理性。     

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与完善路径

<正>中国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1．公民慈善的实施困难公民慈善的实施困境源于根据以《公益事业捐赠法》为核心的原有慈善立法之规定,公民既无权直接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也难以间接通过成立慈善组织进而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换言之,公民慈善实施困境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公民慈善募捐的困境。《公益事业捐赠法》是以“捐赠”(而非募捐)为核心展开立法,并将公益(慈善)捐赠做了特殊界定,而基于以上对公益(慈善)捐赠的界定,公民虽然可以成为捐赠者,但却不能成为受赠者,更不能成为募捐者。究其原因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上述界定表面上只限定了受赠者的范围,即包括了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公募基金会)和事业单位,但由于受赠者获得捐赠只能通过主动募捐或被动接受两种方式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受赠者的范围较之于募捐者更宽,而上述界定对受赠者范围的限定实际上也就限定了募捐者的范围,即唯有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可以成为募捐者,公民则被排除在募捐者之外。⁽(1))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捐赠关系中的受赠主体研究

捐赠法律关系中的受赠主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受赠主体作为一种社会法律现象,通过网络募捐、短信募捐、校园募捐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涉及受赠主体的诸种现象中,有的受赠主体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有合法性基础,而有的受赠主体则不是法律规定的受赠主体,没有合法性基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现行的捐赠立法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现阶段,应当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或成果,整个捐赠关系应紧紧围绕受赠主体,从主体范围、捐赠强制到财产监管等,都须进行制度化的规范与运作,完善我国捐赠立法。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