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即为政:《论语》“子奚不为政”章辨义

《论语》"子奚不为政"章的正确断句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或人"对于"为政"的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政者的政治实践,孔子对"为政"的阐释是对其教化事业的政治定性。在孔子看来,将"孝悌之道"传递给执政者,是他政治实践的另一方式。孔子认为素位为教即素位为政,这一理念蕴藏着他所开创的儒家在教化事业与政治实践上的深刻联系。儒家智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既相对独立于"政统",又对"政统"具有引导性。     

《中庸》“身体观”与德性生命的塑造

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身意观",《中庸》建立了一套特有的儒家身体观。在《中庸》中,一方面,"体"超越了具体的"形",使身体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心"坚持了"一心"之则,通过对"身心同一"的建构,使身体观得以在具体的生存论视域中展开其丰富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庸》的"身体观"提出了确立主体的"己身"、涵养德性的"修身"与实现天命的"诚身"三层概念。最后,由"己身""修身"进至"诚身",《中庸》的"身体观"确立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天命的绝对性之间的张力,通过"保身"与"修身"实现了人的德性生命对个体生命局限性的超越。     

先秦儒家身心观及其道德修养论

先秦儒家认为身是人的欲望的承载者,是一种非道德性存在,是恶之根源;心是人之自然情感的载体,是人的道德的来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心作为人之道德性存在,主宰着身,身心是一体不分与相互转化的关系.儒家的身心观论证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修身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身的非道德性因素对道德之心的遮蔽.通过对"身"的调控与心的涵养使身心趋于一致,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设定,完成人的自我实现.修身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前提,自我实现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     

论柳宗元的“观游”思想

唐代柳宗元在永州流放期间,写出了不少以旅游景观为特色的佳作名篇,并形成了"观游"可以纯粹身心,"观游"应"以我为主宰","观游"是"为政之具"和独特的"观游"审美思想等.这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对于当今永州旅游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论《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金瓶梅》着重身体欲望的书写,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视身体为快乐之源,这种身体观是与儒家注重身心一体、以心为主的修身观念相背离的,透露出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化甚至坍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的无礼无仪、无所敬畏和从无省思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一社会思想状况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表现。《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与明代中后期士风、学风的演变相联系,是当时社会民众尤其绅商阶层驰逐声色、"昧于治身"的生动写照,也映射了儒家修身观念坍塌的情势下,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员群体性的道德堕落。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管窥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因省略主语,关于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何晏的"修身立德说"、朱熹的"为学次第说"影响最大。但前说有偷换主语进行解释之嫌,后说则与先秦礼制不符。结合先秦礼乐思想及孔子的为政理想,可推知孔子所言应是"为政之次序",即"因诗观风,依俗制礼,国治乐隆"。     

根基于儒家的生命境界——《陶靖节纪事诗品》与《陶诗真诠》论陶渊明

清末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在归陶入儒时没有停留于概念化的文化归属上,而注意强调陶渊明不同于佛教、道教、隐逸等其他文化的个性,注意揭示其独特的存在特点、生命境界及其修养路径,即与天人同流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和"素位而行"、"修身以俟"的儒家修为路径,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为深细和系统的儒家陶渊明观。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