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进行论是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进化论唤醒了民族意识，加速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为史学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进化论直接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复古史观、循环史观，促使人们冲破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为史学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经历了激烈变革，进化论与史学变革密切相关。     

社会学与章节体: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理论的构建之一

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并在叙述上采用“史论体”,用因果分析法探讨“历史之性质”与“历史之精神”并在叙述上采用章节体;倡导科学的质疑法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最重要的使用社会学理论和“章节体”,这可以说是现代史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贡献

192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产生,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新的史学范式,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实录体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中国学界关注实录并对之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可是，对于代有修纂、规制宏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录来讲，以往的研究显然还非常薄弱，系统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如今，谢贵安教授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厚重之作，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的细节考订，都多有创新，值得重视。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聆听“历史”的弦外之音——王明珂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述评

王明珂先生的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从反思性研究视角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研究方法指南,试图使读者能透过文本表象(表征),认识社会情境本相,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够聆听到历史的弦外之音,进而有所行动,让人类生态逐渐得到良性调整。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历史及其传统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

一个国家的史学走向世界应主要指通过国外学者的翻译将史学著述推向世界,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话语权状况等。据此可以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史学在工业化时期已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朝贡时代的中国史学也曾在较大程度上进入周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确有了很大提升,但似还不具备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的条件。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促进性工作,但关键还是通过自身的综合国力赢得他国的仰慕、接受和拥戴,使外国学者主动翻译中国史书。只要综合国力提升到某种高度,走向世界就必然水到渠成,这主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进化论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治史学路的世纪回识

本文作者通过 2 0世纪治史学路的回识 ,认为进化论———五形态论是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通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宏观共性是其学理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史学的传统特性是宏微通观 ,它可以在弘扬与兼收西学各种学理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位置的自然回归。     

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

中小学的教科书制度通常有自由制、审定制和国定制三种,这三种制度到底孰优孰劣？考察1902—1949年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从学生的个性发展、教科书质量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比较这几种制度,认为教科书自由制是其中最优的制度,而教科书国定制和审定制既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也难以为教科书质量的改善提供持久的动力,并且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整个社会的民主转型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史学的学科性之思——历史哲学史的考察

史学的学科性根植于其真理性。西方历史哲学史既是一个求索历史和史学真理的历程,也是一个为史学争学科地位的历程。1725年之前,史学被认为与真理无涉;自1725年始,以维柯、黑格尔等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论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真理理论;自1874年始,以柯林武德及沃尔什为代表的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论述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史学真理理论。这些真理理论,在逻辑上均无法自洽。自1973年始,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则直接把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彻底割断了史学与真理的关系,从根本上消解了史学的学科性。尤其是在经过叙事主义的冲击之后,史学家追求"隐喻的真理"当是逻辑的必然。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辩证思考的结晶——评周文玖著《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

周文玖著《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之一,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中篇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下篇是"20世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和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