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研究

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与难题,其核心是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决定了其"参与国际活动"包括"参与联合国"活动必然受到限制,即不能冲撞"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国际框架。然而在实践中,台湾当局往往背离这一基本原则,由此导致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的产生。在不同时期,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从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演变中,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线索,如一个中国原则不可动摇、增进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性以及"个案处理"方式等。     

“两岸同属一中”:作为“强共识”和新共识

正今年1月14日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连任,其后如何提升两岸政治互信成为两岸互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3月22日举行的"胡吴会"上,国共两党在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同时,首度共同确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胡锦涛强调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重要     

政治哲学视域下少数人权利保护及其限度

“少数人”权利与“多数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哲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少数人权利保障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倡导的“多数至上原则”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不仅可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发生,矫正“多数至上原则”,改进和完善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少数人权利保护需要设定必要的限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即保障少数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二是最高限度,即不损害多数人的正当权利,遵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     

毛泽东与现代性：一个基于文献基础的理论考察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含有现代性因子,其究竟是否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构成了不断拷问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大致可界划为“四大解读模式”,即承认毛泽东现代主义者理论谱系学定位的“肯定契合型”解读模式、从对西方现代性价值反拨或超越维度上展开的“另类现代性”解读模式、新“左”派基于理论资源与象征情结意义上进行的“扩张式”解读模式,以及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的“后式”解读模式。上述四大解读模式更多停留在一种概览性描述阶段,尚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空间。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线性理论命题,而是蕴含多元张力关系于一体复杂命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调与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特殊的历史语境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加以辩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