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将“功夫”引入哲学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要将它纳入西方主流哲学狭隘的框架,便会丧失其独特性；而保持其独特性,则难以摆脱其游离于哲学之外的命运.要打破这一魔咒,必须将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引入哲学,参与哲学的“立法”.宋明儒家常用的“功夫”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能够将实践与主体的转化及修炼的方法等层面结合起来,克服西方主流哲学执著于理性认知而忽视实践指导、把行为仅仅看作主体选择而忽视人的自我修炼这两大盲点.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哲学的发展:功夫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的视角或取向,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也可能引导出包括功夫伦理学在内的一系列功夫哲学理论.     

重新理解“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的某种回归

政治领域是一个追求"权力"的公共"意见"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意见"的协调统一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哲学则是追求"真理"的相对私域,它在解答政治领域内超验疑惑的同时,不断批判不符合真理的政治。同时,哲学需要政治为其提供场域和支持,政治则需要哲学为其提供理性导引和德性保障。此即哲学与政治复杂张力结构关系的一体两面,而政治哲学的本质就是这一张力结构关系的理论表达。这也是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范畴分析理路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论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知识观的差异

西方知识论源头可追溯至希腊时期。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对待知识的态度都非常严肃,但二者存在三点显著差异:其一,关于知识本身,希腊哲学注重知识的定义,先秦哲学只是讨论了知识的来源、种类以及求知能力与外物的关系。其二,关于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希腊哲学强调知识的基础性价值,先秦哲学则更关注德性本身。其三,关于获得知识的方式,希腊哲学注重理性思辨,遵循一定的论证方法,先秦哲学则没有一定的论证方法,注重直观体悟。因此,先秦哲学的现代转化不能生搬硬套传统西方哲学的模式,但可以借鉴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揭示许多隐而不彰的问题。     

当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哲学倾向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各国的思想界也日趋活跃,大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术观点应运而生,形成了诸如功利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等学术派别.各个学术派别的论战推动了西方法律思想的深入发展,并且在其哲学倾向上表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和非形而上学的特点.通过分析和认识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当代自然法思想的精髓,更加辩证和全面地看待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众化” 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做文章, 而应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去探究它何以能够大众化的根据和道理。 大众化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 这可以从马克思思想的起点、 内容和功能上得到印证。 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本质, 对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新权利”的法哲学思考

权利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自由是被认识和正确利用的必然(规律)。社会认可权利的方式有道德和法律两种,因而道德和法律也就成为衡量权利合理性与划分权利种类的标准。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社会赋予的。它因人的降生而生成,随着人的能力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权利的历史可分为等级特权和平等人权两个阶段。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依附于它,所以背离人权的权利是值得怀疑的。近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们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人的任何行为都会以权利为理由,几乎一切社会运动都会喊出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而且也往往会提出一种新的权利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权利的本质,区分其种类,找到判断其合理性的标准。这样,我们才能不陷入权利的迷宫,正确地区分真假权利,也才会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一词的哲学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一词乃是"纯粹之思",它由哲学中提炼而出,又沉淀在感性生活中。同时通过生命实践,或者是知行合一的教育方式将它再现出来。亦即依托哲学性质的"纯粹之思",同时又沐浴在感性生活的光芒之中。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在其根基处是"知行合一"的,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出现更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以全部的生命实践形式来展示自身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般哲学基础。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为标志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法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体现了它的辩证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哲学。     

首届“中国哲学大会”即将在京召开 我校哲学系承办“道家生态哲学研究”专题

根据 1 999年“新中国哲学 50年”大会达成的意向 ,首届“中国哲学大会”将于 2 0 0 4年 8月在北京召开。此次“中国哲学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全国各高校的哲学院系和有关哲学研究机构参与发起和协办 ,安徽大学哲学系亦应邀作为大会发起单位之一。我校哲学系     

对康德实践哲学的理解

理性本身具有建构性特性,总是试图超越经验世界,追求形而上的理想,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创造性。在纯粹实践领域里,理性为意志立法,但理性所设定的至善理想,却只能在超验世界发挥作用,即主要是对意志发挥作用。其作用表现为:批判、说服、规导、感召和激励。     

“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了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实践力量的革命性。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又内在地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以这种实践力量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必须把哲学同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理解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越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一次深刻变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体系化的哲学与方法化的哲学的差异;2.客体化的哲学与主体化的哲学的差异;3.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批判世界的哲学的差异;4.政治化的哲学与学院化的哲学的差异。     

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

永田广志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日本哲学思想的近代化必须依凭从“先进国”所进行的“移植”,这又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变形”。就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还表现为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他有意从“自由唯物主义”立场探寻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轨迹,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和“泛化”的研究进路。     

哲学的界域与“界域哲学”

以“思维与存在关联”的思考（内涵）所展示的具体形态（外延）为对象的探究,构成界域哲学的基本内容。研究表明,哲学家以不同的公理、命题、原理、原则的设定,对“思维与存在关联”所作的诠释,构建了形态各异的哲学小“椭圆”界域。纵观哲学形态推进的演化,哲学界域是由“本体”-“认识”-“方法”-“人本”各异的小“椭圆”的首尾衔接叠加而成的大“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