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杜诗宏大的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 :1 在题材上注重选择反映民族兴亡的宏大的历史题材 ;2 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司马迁《史记》中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 ;3 在叙事手法和修辞技巧上向史传等叙事文学的借鉴。本文认为 ,杜诗作为“诗史”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杜诗具有一定的鉴知与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又由于杜诗的“虚构”特性 ,从而又使杜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正是杜诗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

《杜诗谚解》是朝鲜最早用朝鲜文注释汉文的翻译诗集,其初刊本与重刊本的出版和普及,在朝鲜儒家文人心中树起了杜诗作为"诗史"的地位;《杜诗批解》系朝鲜人在普及杜诗时取得的第二个重大业绩,在吸取中国一百余人的杜诗注释考证成果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释杜诗的某些不足的谬误。     

杜诗在明代的评点与集解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方式是评点和集解,两种方法贯穿于整个明代。明代对杜诗的评点主要有杨慎、徐渭、郑善夫、郭正域、郝敬等人,采取眉批、行批等形式,评语要言不烦,多贬抑性文字,表达了明人对杜诗的看法。明人对杜诗的集解在类型上分为杜诗全集笺注、杜诗选本赏评、杜诗研究专著三种,以单复《读杜诗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胡震亨《杜诗通》、王嗣奭《杜臆》、唐元竑《杜诗捃》等为代表,是明人选杜、评杜、学杜的主要形式。明代对杜诗的评点和集解,与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文艺思潮、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留下了不少失误,总结这些成绩和失误,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杜诗学不无意义。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论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价值

历代对杜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的认识论价值,即透过历代对杜诗的批评,从侧面或“反面”可以加深对杜诗的认识,包括凡人本色、乱离叙述、以人性描写入诗等等。杜诗的历史命运的脉络为:一般而言,唐代忽视(但有发现者);宋代重视(但有反对者);明清审视(而有苛责者)。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２０世纪杜甫研究继承与创新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杜集及有关资料之考订整理;二、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三、杜诗的鉴赏与普及。其中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又可分为５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后三个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系伪造

最近,我从<收藏家>2007年第8期上,拜读了肖亚男<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赏析>一文,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共56卷,清康熙十一年江苏常州岱渊堂刻本,在书的行间及天头有近3万字的批点)一书中的批语,系伪托清代乾嘉诗豪、书画名家张问陶所为,是赝品.理由如下:     

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

杜诗《洗兵马》系年有多种说法,文章针对史料的选用及对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比较诸说得失,将该诗放在同期杜诗及其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主张该诗或当作于乾元年春。     

论周邦彦对杜诗的接受

周邦彦在词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主要是他在艺术上集前人之大成。虽然在内容上的开拓性不及在他之前的柳永与苏轼,但在接受与学习杜诗上却有他的创举:第一,词风的沉郁顿挫明显是学习杜诗的结果;第二,讲究音律与锤字炼句,也是受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的影响;第三,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入词,本来是宋代词很大的一个特色,但周邦彦化用最多的是杜诗,这也是他有意接受与学习杜诗的表现。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论韩愈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及拓新

韩愈崇杜、喜杜、论杜、学杜.韩诗在题材、类型、"穷苦之言"等思想内容上继承杜诗.韩诗在"三偷"、音律、用语、以文为诗等艺术手法上接受杜诗而有拓新.韩诗学杜不泥,学而知变,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再论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对吕正惠教授非议的简略回应

孟浩然诗集的最早稿本(手抄本),为孟浩然之弟孟洗然所编次,其与王士源编次本虽然皆为三卷,但孟洗然本收诗211首,不分类,王士源本则收诗218首,为分类本,二者明显不同。明人顾道洪在"藻翰斋本"孟集《凡例》中认为宋蜀刻本孟集"意以类编"者,乃为错误,今人吕正惠撰文据以认为宋蜀刻本孟集为分类本者,亦属借误,原因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宋蜀刻本孟集系不分类本,为掷地有声之物证。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论宋代对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

论宋代对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陈广胜宋承唐末五代高乱之后，为恢复封建的伦理纲常，推行教化，巩固宋朝的统治，把重视文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以文化成天下”思想的指导下，对历史文献进行了大规模地收集和整理、编次，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我国保存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