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研究

朝鲜使臣出使明朝,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即从事贸易活动。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是朝鲜使臣赴明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辽东临近朝鲜,又是朝鲜使臣陆路朝贡的必经之路,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异常活跃。朝鲜使臣与明代辽东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由贸易和征索贸易。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为数众多的朝贡国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在典型朝贡国中,朝鲜、越南、琉球各有特色,他们在宏观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在微观方面,如朝贡礼仪、朝贡时间、朝贡规模、贡期贡道等方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将中朝与中琉朝贡关系加以比较,分析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可总结出对朝贡制度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朝鲜使臣眼中的清代辽东民居

朝鲜使臣清代前往北京朝贡所记的行程录中,有许多有关辽东民居的资料,这些资料记述了清代辽东民居从房屋选址、样式、格局到建筑材料选用、建筑工艺和室内陈设等各方面的内容.朝鲜使臣以猎奇的心态和探究的眼光绘制出辽东民居的图样,对于我们认识清代辽东民居,有很大的帮助.     

交流与传播：明代辽东都司朝鲜语译员的设置、来源及作用

有明一代,辽东地区便是往来朝鲜王朝必经之路,出于交流之需,明朝于洪武年间在管理该地区的辽东都司东宁卫与定辽各卫等设“朝鲜通事”,即朝鲜语译员。他们均由生活在辽东的朝鲜人出身的军官担任,此种译员任用方式具有明显的边疆地区特征,是与朝鲜半岛交流的产物。辽东都司朝鲜语译员职责繁杂,主要有接待朝鲜使臣、随使臣出访与传递明朝咨文、参与处理朝鲜难民事务,以及在上述活动中进行口译等,多元特征凸显,在明朝与朝鲜王朝的政治、外交、军事、人文往来方面发挥了媒介作用,维系了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东向延展。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清代中朝之间的使行贸易及影响

清代,朝鲜使团利用到北京朝贡的机会同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其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政府间的贸易、同中国商人的贸易和同普通市民的贸易。使行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贸易带动了中国辽东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商路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朝鲜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朝鲜方面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顺治时期中朝之向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明代朝鲜使臣赴京路线的沿革与变迁

明代中朝封贡关系确立后,双方使臣往来渐成定制,每年朝鲜使臣会按时到北京进行朝贡,史称"赴京使臣".朝鲜使臣赴京的路线,明朝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定例遵行,不可轻易更改.由于时势变化,有明一代,朝鲜曾多次提出更改路线,都被明朝拒绝,其中原因与沿袭传统有关,也和当时东北亚时局变化密切关联.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论明朝西域朝贡贸易政策的得失

明初统治者在"顺性而抚"、"以诚相待"观念指导下,在西域地区实行了"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政策。在明朝中央政府主导之下,明初西域朝贡贸易规模庞大。为了保证朝贡贸易有效进行,明朝中央政府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有明一代,西域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是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     

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

朝鲜进献贡物和清敕使问题是清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朝对此两项实行“蠲弊”,反映出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目的和效果各有差异,因此“蠲弊”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国关系顺和这一点上.     

明代西域经略——以《明史·西域传》为中心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运用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法。从《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的记载可知。在军事上,坚决打击扰乱贡道的行径,并且设立卫所加强管控;外交上,积极派遣各类使臣出使各国,加强官方交流;经济上,运用朝贡贸易对西域各国、各部落加以制衡;文化上,遵循各地不同的信仰、民俗风情统治各地。这些方法的运用为明朝有效的经营西域,防御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文化上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