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郑文焯词律研究成就及其词学史意义

郑文焯于词律研究成就颇为突出。他于词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打破乐律与文字格律之间的隔阂,通过"校议结合"融通了词律批评与词调声情、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郑氏对律校法的承扬,使"入声字例"成为一种有效且成熟的词籍校勘方法。郑氏还校勘了《词源》,校正了词乐乐调的住字,于词乐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     

清真词声律特点浅说

一直以来,周邦彦被后世词学家誉为宋代词坛结北开南之集大成者,清真词的美学成就一方面来自文本上回环往复的结构与温雅醇厚的风格,另一方面源于声律上的抑扬顿挫,独特讲究。自柳永开创长调以后,周邦彦在词体的音乐性上更进一步,改平顺为拗折,并配合其篇章结构在句法和用韵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注重仄声连用、韵位安排、去上配合,使得词在文体上完全跳出“声诗”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立的音乐文学,即便现在词乐已失传,清真词特有的文本韵律也为后世读者提供了窥见词体声律之美的门径。     

《根有律》中的口语词

唐代文献流传至今的大多是书面语,具有明显口语色彩的佛经文献却保留了大量当时的口语材料。相对来说,经、律、论三藏中,律典(特别是广律)的口语化较为明显。《根有律》也同样有这个特点,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词体与词体学略论——词学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词体是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形式中最具特色,也是最为复杂和精巧的.词的体式,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词的创制、功能、艺术风格以及内在艺术特质的重大理论问题,故对词体的探讨和研究,应该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词学研究中的词体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对词体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和认真的梳理,提出了"原词"与"变词"两个重要的词体概念,进而提出建立词体学的理论任务,并对词体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构拟.     

郑文焯词学述论

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词学成就极高,其词学建树涉及批评理论、词律理论及词籍校勘理论.词学批评方面他继承常州派词学,而又有所拓展,主张清空寄托;词律上力纠词坛之偏,强调声律艺术与思想内容的结合;词籍校勘方面提出校词、实证与领悟相贯通等方法.郑文焯不仅在晚清民初词坛享有盛誉,在中国词学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敦煌曲子词辨

敦煌献已经普遍使用“曲子”概念，它们所指的新兴的长短句的律化歌词，唐末五代人深感“曲”与“曲子”本为“乐曲”，若借指新体歌词，则不免使概念混淆，因而试图准确地称之为“曲子词”，来表明它是特为新兴产乐而谱定的歌词，曲子词是已经律化的词体，是律词，与近体诗，声诗和佛曲无关，“曲子词”为唐五代人自己的新创概念，它既能充分体现这一新兴音乐学的体性特征，又能适应时人和今人的运用习惯，所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称备用。既能恰切地表明词体发展特定渊源，脉络，又能准确揭示出敦煌献所保留批评家一音乐学形式固有的学史意义。     

陈运彰词学综论

陈运彰为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的入室弟子,他的词学成就较高,在词学批评、词律理论、词籍校勘方面颇有建树。在词学批评方面,他主张自然流露,反对刻意雕琢、堆砌典故;词律上主张严守韵律,强调"宁失之拘,勿失之放";在词籍校勘方面注重多闻存异,尤其注重保留原文,批判不加按语的校词之弊。陈运彰在近代词坛应占有一席之地,其词学理念在近代词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词原论与词体推尊

清人对往代文学诸体都欲振兴,期以超轶往代,故于此前文学派别,重现争论,如诗论性灵、格调、肌理之说,都是承续往代。词学亦然,但以宋人视同诗家余事,元、明曲盛而词衰,故以尊体为要,推原词体于《诗》《骚》、乐府与唐诗,反映振兴一代词学的强烈意识。其推本于《诗》,要求"风雅之正",有悖词体本色;推于屈《骚》楚辞,则于"美人香草"的比兴之旨有所契合;推于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在音乐源流、词体意韵方面略有相通;推于唐诗,则以"诗余"解读攀词于诗,论七绝对词体产生的直接影响,较为接近事实,而否定词为"诗余",也是词体自尊的表现。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词学困惑与词体美学特质的认识

词学困惑就是在词的写作与评赏过程中,所面对的“美女与爱情”和“言志与载道”这两极之间的一种张力。在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一旦忽视了其中的一极,那么也就难以准确认识到这种特质;而恰恰只有在我们兼顾了两极的情况下,这种特质才得以被认识。     

论清真词去声之妙用

清真声调之谨严,为诸家之冠.而四声中尤重去声之运用.或用作领字以发调,或以平去互相对照而收跌蘯之妙.或用于拗句中,以应音律之需要.并意锤炼去声之字眼,以营造警动之境.后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文旨在考察清真运用去声之规律.     

尊体·词史·词学——从"词史"观念的产生看词学理论的发展

词这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时文人参与创作,极盛于宋,但却一直为人所轻视,文学地位不高.从某种角度来说,词的发展始终是一条正名、尊体的道路."词史"观念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尊体"观念的成熟,体现了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尊体·词史·词学——从“词史”观念的产生看词学理论的发展

词这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唐五代时文人参与创作,极盛于宋,但却一直为人所轻视,文学地位不高。从某种角度来说,词的发展始终是一条正名、尊体的道路。“词史”观念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尊体”观念的成熟。体现了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北宋词的三次大“变革”

宋词是能与"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六朝之骈语、元之曲,明清之小说"并驾齐驱的一种独立文学式样.它的发展如回环往复的江渠,经历过千锤百炼后,成为力能浮舟的溶溶大川.在北宋词发展的前、中、后期,分别出现了三位词坛巨人,他们用天才的智慧将词进行了三次波澜壮阔的"变革",值得无数后来者,不断研究、探索、品析.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柳永秋暮词与苏轼晴雨词比较

宋词中,柳永多秋暮之吟,苏轼多晴雨之咏,不同的物象选择反映了词人不同的经历、志趣和生活态度。柳永晚年才跻身仕途,且辗转流离,飘泊不定,故多迟暮、悲秋之情;苏轼一生历经风雨,对宦海沉浮已习以为常,故有超然睛雨之态。在吟咏自然之中,柳,苏虽然都有思归之意,但归因与归宿并不相同。诱发柳永归去的是往昔的梦,他向往的是温柔富贵之乡;促使苏轼归去的是自然之道,其理想至境是超然物外。因此,他们对词体的选择也各不相同,柳永的秋暮词多长调,非此不能尽其缠绵婉致,苏轼的晴雨词多小令,非此不足显其蕴藉空灵。     

黄庭坚谪居时期唱和词的创作和词体雅化

黄庭坚贬谪时期的唱和词记录了谪居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展现了士大夫的人格情趣,且唱和形态多元,具有鲜明的儒雅化特征,有力推动了词体由类型向个性的转变;唱和词的文本有鲜明的诗化特征,在遣词造句、风格意境和艺术手法等方面都体现"雅辞"特点.在"词分南北"这一断裂的雅化脉络之中,黄庭坚上承柳永、苏轼的词体革新,下开姜夔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