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近五十年来沈约文学思想研究评述

沈约文学思想研究,20世纪以来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近50年以来的研究更是呈现出观念和形式的多元化趋势。文章以近五十年来的沈约研究为重点,从沈约的文学史论、声律论、创作论三个方面,对沈约文学思想研究作一考察,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声律论与新体诗

声律论的研讨,遵致了中国格律诗的形成,这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从此,中国的汉字特点以及中国与他国文学的不同,才更显示出来,而格律诗的讲究字的平仄、句的字数篇的长短、韵的定位,都有律可依,而格又多样,以显示其繁富多采。声律论和格律诗是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声律论的来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中国传统的文气说;一为外来的印度声明论。文气说是认为文学是有气势曲,气势和声调有关。中国诗文注重朗诵,读起来有一定的腔调。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谈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所以说     

声律:汉语言文学的听觉美感

中国人对汉语音调之美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朦胧到自觉清晰的过程。六朝时期 ,“四声”的发现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应用 ,诞生了声律论 ,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声律论强调五言诗的创作要凸显语言声调的规律变化。从深层意义上讲 ,这一理论暗合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美学精神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新诗声律初探

声律在诗歌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声律是指诗歌中语音配合的艺术规律,就汉诗而言,则是指由押韵、平仄、句式三者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具有音乐美的声韵体系。狭义的声律是专指附着在元音(汉语为韵母,即元音和元音音组)和辅音(汉语为声母)之上的超音质音素在诗歌中配合的艺术规律,即利用超音质音素的内部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

文章概述了夏目漱石研究史上关于"则天去私"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在夏目漱石文学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研究史所轻视的汉学问题,认为理解"则天去私"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比较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前提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了<明暗>各章执笔的时间表,并对<明暗>的重要章回和与其对应的汉诗进行了尝试性的对比和分析,表明<明暗>时期的汉诗群与<明暗>及"则天去私"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汉诗是研究夏目漱石、特别是考察晚年的夏目漱石时不可缺少的部分.     

艾米·洛威尔汉诗译集《松花笺》及仿中国诗研究

艾米·洛威尔作为美国20世纪初叶的“意象派”挂帅诗人,继庞德之后译介了大量汉诗,出版了汉语诗歌译集《松花笺》。《松花笺》的成书颇具传奇,洛威尔的英译手法既严谨又富有创新,是“信”与“新”的结合。在译介汉诗的同时,她创作了诸多融合了汉诗元素的“仿中国诗”。《松花笺》与“仿中国诗”使得洛威尔在美国诗坛享有盛誉、影响深远。     

“意象”、“意境”与汉诗英译之配图

汉诗以其独特的"意象"和"意境"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然而受中西方语言符号系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等差别的影响,汉诗在语言代码转换后总会有"美"的缺损.而从符号学、意象与意境的美学渊源方面来研究配图对汉诗英译中"意象"与"意境"的传达之辅助作用,能更好地把汉诗之"意象"、"意境"美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现代体验的古典书写：中野逍遥汉诗的定位与再评价

明治时期汉诗人中野逍遥将一种全新的“失恋”体验付诸汉诗书写,呈现出激烈的情感表达与语法突破,同时期的评论家多将其视为对汉诗传统的背离,并与当时的新体诗相提并论,这一观念也在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得到继承。然从文本、典故、命题、语法等层面来看,逍遥的书写并未脱离古典诗歌体系的框架,而是以香奁体的形式构成了对现代性恋爱体验的书写;又因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继者自居,故在明治这一新旧交替的时代深感传承的责任及失落的痛苦。大町桂月等人的解读带有特定时期的西化意识形态色彩,过度强调其革新的一面而未呈现其身为汉诗人的全貌。突出逍遥诗作在古典与现代的夹缝中游离、挣扎的样态,或更能凸显其身为文学史特定时期作家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中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偏于从艺术体制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从字语用笔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三是偏于从声律表现角度辨说词曲之异论的承衍.这三条线索相互比照、渗透与融通,将我国古典词学中词曲之异论的主体骨架与基本内涵呈现出来.     

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历程与学科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教学论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得以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乏力,目前呈现出低位平稳发展的态势。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研究者们,围绕教学论的发展历程、教学论的学科建设、教学论的基本理论、教学论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这四大主题,进行了以思辨研究为主的探讨,为建构本土化教学论作出了贡献。但教学论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大家”合作与跨学科合作研究缺乏;研究方法单一;教学论的基本问题模糊;学科体系本土建构路径不明等。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继续加强基本、核心问题研究,构建教学论学科体系;第二,关注实践主体,以问题为导向,促进教学论实践品性的实现;第三,批判继承本土文化,建构本土化教学论;第四,加强对大数据时代教学论新特征的研究,促进教学论跨学科、融合式发展。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欧洲刑法的人道主义之光——评《论犯罪与刑罚》

18世纪以前,欧洲的刑法是非常残忍的。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饱含着人道主义精神,为欧洲的刑法带来了人道主义之光,对后世影响深远。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刑法理论的著作,被学者们奉为经典,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该文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对这本书作一解读。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