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域中暴力特征的一些问题:狂热及其成因

作者先对“极端暴力”一词及其内含的一些问题发表评论 ,继而主张 ,为了弄清楚极端暴力行为 ,将其作为研究的客体 ,应重新看待早期史学对重大暴力事件 (包括平民战争、宗教战争、革命等 )的探索成果。其后 ,作者根据大卫·休谟对引发 17世纪英格兰头几次内战的诸事件分析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平民和战时暴力的历史分析

自 18世纪以来 ,平民与战时暴力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的政治化阶段。“全民动员”(lev啨ｅｅｎｍａｓｓｅ)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大创举。顾名思义 ,全民动员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参与战争 ,这一战争理念在 2 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顶峰。也正是总体动员的逻辑把敌国人民整体地变成了施加军事暴力的合法对象。第二阶段 ,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为释放针对平民的前所未有的毁灭力量提供了可能。第三阶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 ,战争的政治化和工业化一直在改变 (和调整 )着欧洲和欧洲殖民地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军事不平衡。针对平民的极端暴力部分是由战争方式的种种变化造成的。不过 ,极端暴力还取决于如何界定战争中所谓的“正常情况” ,取决于同时代人的认识 ,也就是说 ,当同时代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战争规范全然失效时 ,极端暴力就出现了。可以这样说 ,极端暴力构成了战争的“惨烈时刻”。     

研究暴力的“正确距离”

本文不是从主观动机的角度 ,而是从保持距离这一科学规律的角度讨论了研究者与“极端暴力”这一研究课题的关系问题。与其它课题一样 ,由于缺乏具体的认识论理论 ,所以保持距离这一科学规律看来也适用于这一研究课题。在一个独裁政权被民主政府所取代、“退出”暴力的时代 ,研究者保持“正确距离”会导致一定的后果 :它可能会与政府的“和解”政策———特别是劝说受害者不要反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和解———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合流———未必是合谋———表明在研究“暴力”的课题上找到正确的立场有多么困难 :认识论的规律不能脱离特定的政治背景及其与暴力的社会关系 ,这样才能具有典型意义。     

身体权利与战争中的变态:北京会议后十年的性权利和性失当

《北京行动宣言》(1995)及其类似文件如维也纳人权会议(1993)和人口和发展国际会议(1994)的有关文件都采取了重要步骤,以确保承认我们所说的身体权利。其积极的权利涉及性表达、生育选择以及享受医疗健康,消极的权利包括免于暴力、折磨和虐待。但10年后,在阿布格莱卜、关塔那摩和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对男性身体的侵犯似乎是嘲弄了北京宣言的某些基本前提:女性是身体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而非施暴者,因此妇女是或应该是身体完好权的受益者。在“反恐战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武力和种族冲突中针对男性实施的种族歧视的、性的、同性恋厌恶症的暴力行为的阴影之下,本文将重新考察这些前提。本文将特别关注伊克拉战争,考察它如何以新的和旧的手段实施这些暴力。作者的目的不是否定女权主义观点,而是挑战那种认为唯有妇女享有性权利的观点,并就争取身体权利的各种社会运动之间的新的、更广泛的联合进行讨论。     

性别透镜中的家庭暴力

一、基于性别不平等的战争 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指发生在夫妻之间的暴力事件。由于这种暴力９０％以上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它深刻地反映出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因此习惯上将这一类家庭暴力称为家庭内的性战。这这场战争中，男性使用强制性手段对女性实施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１９９３年，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关于消除对妇女施暴的宣言》中，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定义为“任何基于性别的，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身体、性、精神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这种行为的威胁。对自由的压制或任意的剥夺，无论它们是发生在公共生活中还…     

作为总体暴力的“恐怖主义”?

本文持这样的观点 :恐怖主义是国家最常使用的极端暴力的市民版本。不妨更恰当地把恐怖主义称为“总体暴力” ,意指经过精密策划的盲目暴力 ,用以针对平民 ,所依据原则乃是分离受害者 (非战斗人员、无辜者 )和目标 (政府或者其他当局 )。可以分辨出三种进程 ,以解释这种崭新暴力形式的诞生。第一 ,是对战争进行意识形态化和神秘化的历史进程 ,在 2 0世纪 ,它为国家暴力的释放开辟了一条平坦大道 ,同时也推进了国家暴力的市民社会对应物 ,随机谋杀。第二 ,在对暴力进行分析的时候 ,应当给予纯粹的技术因素以相应的重要地位 ,这些技术手段包括新的军事和信息资源 ,它们大大增进了人类的破坏能力 ,也增进了人类制造恐怖效果的能力。最后 ,存在一个人类学的维度 ,这一维度在涉及攻击者和受害者的关系时 ,将总体暴力归入极端暴力的范畴之内。在对受害者的可怕的工具化和对他们的死亡的近乎神秘的升华之间 ,先天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联系。将总体暴力归入极端暴力的范畴 ,也正是这种先天的矛盾联系的题中之义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启蒙无效体验与鲁迅的思想转型

一直以来,学界过于着重鲁迅的人文启蒙思想,而忽略其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事实上,不是外在的社会变革,而是内在的对庸众的精神病态、孩子难救、启蒙精英的性格悲剧以及统治者的暴力的认识直接间接地导致了鲁迅的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以及其后的暴力启蒙思想转型,鲁迅的"战士"身份,与暴力存在着必然联系。     

极端暴力:我们能理解它吗?

引　言2 0 0 1年 1 1月 2 9、3 0两日 ,历史、政治、人类、社会、心理等学科的专家在巴黎开会讨论“极端暴力”①。对于在各自学科研究“无法无天”暴力的学者来说 ,“极端暴力”这个概念似乎能为大家所认同。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寻常之至 :为什么在当代的冲突中那么多平民被杀害 ?为什么无辜妇孺横遭杀戮 ?那次筹备已久的学术会议召开于 9·1 1不久 ,可谓应时趁景。其实 2 0世纪整个悲剧历史远比那次事件更说明“极端暴力”问题的重要。请记住鲁道夫·鲁梅尔提供的或可商量的数字 :上个世纪 1 69亿平民被他们的政府杀害 ,而战争死亡人数为 …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利用当时还存在的     

从楚简“■■为上”看老子的战争观

郭店楚简《老子》丙本载“君子居则贵左 ,甬 (用 )兵则贵右。古 (故 )曰 :兵者 ,(不祥之器也。不 )得已而甬 (用 )之 ,为上” ,其中的两个难字对于释解今本《老子》文句至关重要。它深刻揭示出老子战争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即在战争来临的时候 ,不是取恬淡愉悦的心态 ,也不是将兵器束收或做得厚大、锐利而不文饰 ,而是要谨慎严恭 ,戒惧警备 ,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老子的这种战争观 ,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道家学派在战国后期的思想转变 ,即从“出世”转向一定程度的“入世” ,从一般地反对战争到后发制人而争取战争胜利。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一、不是慰安妇,而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诸多出版物中,班忠义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暴力十年调查》是最为沉重的一本。这本书触及了那场战争最黑暗、最邪恶的深渊,记录了一群被那场战争所伤害的最悲惨、最凄苦的生命。班忠义呈现在我     

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双重书写——读伊萨克·巴别尔的战争奇书《骑兵军》

前苏联著名作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记录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段非常奇特的战争生活。但与同类小说“认同”式的叙事视角不同,《骑兵军》的“奇特”之处也许在于它对战争伦理与人性伦理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揭示和双重书写。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犹太人文化身份与哥萨克骑兵行为的纠缠重叠、作品对战争的越轨描述、以及透过革命、民族等现象的历史悲悯,都成为作品多层和重要的阅读侧面,值得反复回味与研究。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２０年来,思想解放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不只是经过了二三次思想解放,而是多次的思想解放。我们不能将“两个凡是”简单地归结为哪一个人的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没有民主,这种现象很容易反复出现。“两个凡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失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注意。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没有民主的环境,就不敢实事求是,就只有照搬了。“左”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往往和迷信、专断结合在一起,三位一体     

话语、逻辑与反转：德里达的解构——以Khora为分界线

对于逻各斯的话语和逻辑,德里达延续了其一贯的态度,那就是通过指明差异和断裂的存在来反抗其内在的统一和完整性。Khora是反抗力量的一个代表,它以第三类话语出现在逻各斯系统内,既不委从于理性的律法秩序,也不屈服于感性的宗教皈依,而是以“无所表达”而“不被表达”的他者身份打开了通往异质性结构的征途。因此,Khora的独特身份揭示了逻各斯自身的断裂和分化。为了掩盖异质存在所造成的断裂从而达到叙事的完整性,逻各斯施加了一种反转的手段以达到这种效果。德里达认为反转是逻各斯所施加的一种暴力的表现,它试图抹消和抵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取消差异的存在。因此,解构实质上是对这种暴力的消解,通过消解使得文本的内在异质性和丰富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被呈现出来。     

关于严重暴力性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一)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显出现“暴力性犯罪”的字样,但以暴力为主要手段或手段之一的犯罪条款却有25条之多,分别散见于分则八大类犯罪之中。同时,暴力行为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推拉踢摔、捆绑吊打、抢砸关抄、烧杀掳掠等。这些暴力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或是剥夺他人生命,或是伤害他人身体,也可能使其它合法权益(如财产、人格)受到损害。其中,使用暴力手段进行严重的刑事犯罪则是暴力行为最突出的表现。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赔偿、惩罚与禁止原则的根据

越界行为的正义约束是建立在“一切之所从出”的权利基础上,它首先不是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而是通过权利要求限制他人“不能做什么”.对越界行为追索赔偿、进行惩罚与禁止的正义条件既是确立人与人之间边际界限的原则根据,更是社会合作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必要前提.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生长出、至少不能妨碍到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合作.     

对《为战争起源问题正本清源》一文的异见

《学术论坛》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刊登了《为战争起源问题正本清源》一文。本人对该文中的几个问题谈点不同看法,就教于毛振发同志和广大读者。一、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问题作者引用了克劳塞维茨(以下简称克氏)的“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三句话,并说成是“克氏战争定义”。到底应怎样看待克氏的战争定义呢?从克氏的著名论著《战争论》原文来看,战争定义应该是克氏用黑体字标出来的带有结论性的“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不是其他语言。这个定义,克氏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是战争的目的,即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二是战争的手段,即暴     

高技术战争分析

高技术战争作为未来战争的一种基本模式,一些特点在海湾战争中已开始展现,但这并不就是未来高技术战争。当然,随着全球军用高技术的竞争发展,这种战争模式终究是要到来的。因此,在当前的“搞技术战争研究热”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要做好迎接高技术战争的各项准备,又要对未来高技术战争作具体的分析。 高技术战争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 列宁指出:“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必要前提。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该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种战争置于它所发生的历史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对待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态度正确与否,同样是我们研究     

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比较

经济理论不仅要体现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更是要揭示事物之间发生的作用机理,何以存在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显然,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难以依靠经验实在主义加以归纳的,因为它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运用经验范畴来界定整个世界的"认识的谬误",二是把人们经历或者给予人们可能的体验视为最核心的特征。相反,超验实在主义强调,不仅要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并且,它借助于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来从"表面现象"来探究"更深层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超验实证主义更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