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被改写的命运: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翻译在中国的"昆德拉热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从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出发,试图从社会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诗学环境、赞助系统等角度入手,从文化层面上对昆德拉作品的中译进行整体性思考。     

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严复有关翻译的标准如“达”、“雅”正体现了诗学因素对严复的影响。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

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习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文学观(又称诗学poetics)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     

从霍译《红楼梦》看规范与翻译策略之抉择

以霍克斯的《石头记》为例,分析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文化力量、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意向读者和翻译目的、伦理规范等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抉择所起的作用,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忠实”,主要是受各种非译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

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习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文学观（又称诗学poetics）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     

操控理论视角下《醉翁亭记》译本比较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一千多年来,有多位海内外著名翻译家将其译成英文。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中的操控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转而关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文章将以操控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翟里斯的英译版《醉翁亭记》,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主体间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从诗学观和意识形态看严复的《天演论》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诗学观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译本的选择,对语言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取舍的影响,对严复的不忠实然而影响巨大的译作《天演论》以及他的翻译理论进行客观合理的解释。     

从《罪数》译本看程小青的翻译策略

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两个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诗学形态,分析程小青翻译《罪数》的翻译策略,以期了解程小青翻译《福尔摩斯全集》时是如何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程小青的异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形式、称谓与结构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追随主流翻译策略和让译文充满“洋味”;对程小青的归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题名、文化等方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关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分析,认为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时较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适时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自英国作家兰姆姐弟改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萧乾重要的翻译作品之一,对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居功至伟.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考察这部译作,可以解读其从产生、出版、接受到参与目标文化建构的"生命历程".首先,产生于政治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的萧译本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文化语境与集体误读的诗学决定了其翻译选材与翻译动机;其次,通过原文、译文与莎剧经典译本之间的文本比读,发现萧乾"归化"的翻译策略是借鉴朱生豪等名家经典译本的变通策略,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外部因素的操控,又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意识;最后,萧译本自出版以来不断重印和再版,出版的形式日趋多元化,在目标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中扮演了诸多重要的角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与影响.简言之,通过文化解忖读,可以看出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萧译本的产生和接受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和翻译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的"生命的延续",在目标文化中的影响、反响乃至文化建构功用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决定和制约.     

桐城派诗学观与林译小说中的归化策略

美国翻译学者Lefevere认为诗学是除意识形态以外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另一重要因素,本文从Lefevere的这一理论观点出发,重点探讨了占据清朝文坛主流地位的桐城派诗学观的基本理念特点及其对林纾的归化式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伦理观念等权力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和操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是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