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80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诗性文化与食人文化——读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是一部高屋建瓴、眼光敏锐的著作。作者在近年来众多的探讨中国文化奥秘的著论中,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研究,从观点与方法上独辟蹊径,并且能够言之成理,使人读了之后对中国文化有所启示,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奥秘立足于诗性解读,这是极有见地的。以诗来涵概中国文化,这当然并不是刘士林的首创。至少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已经申明,从《诗大序》开始,就将《诗经》置于“六经”之首,倡导:“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以《…     

中国诗电影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艺术“审美自律”“审美自主”观念对西方诗电影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后文化”时代却面临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二元对立。《周易》以“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奠定了中国哲学主客融合的基础，并在美学上表现为整体的美学观点。因此，中国诗电影内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与西方诗电影普遍追求个体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分立不同。中国美学具有美善真相统一的特点，电影中不论是审美地传达儒家的仁义、至善，还是道家所追求的本真人格，都使人通往“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这即构成了中国诗电影的核心内涵。中国诗电影的人文和审美特质，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够发挥自身功能，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诗经·郑风》母体文化与诗旨研究

学界对《诗经·郑风》诗旨的讨论一直存在较大争论。文章在分析郑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特征以及它们对郑国文学创作影响的基础上，依据《毛诗序》和《诗集传》对《郑风》诗旨进行分类研究，注重从《诗序》中理解诗旨，在朱氏解读中领悟诗义，结合其文化背景和文本内容对《郑风》重新解读。     

企业·人·文化──略论企业文化及其与企业“人”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８０年代以来，源于美国，根在日本，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新理论，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企业经营管理长期实践和发展的产物。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与“人”相联系的。因此，研究企业文化，必须注重人的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企业文化的同时，初步探讨企业文化与作为企业文化主体的“人”的关系。     

文化反思中的现代感兴——略论现代史诗对自我的重铸

文化反思中的现代感兴——略论现代史诗对自我的重铸孟金蓉文化寻根现象的产生，在诗歌领域要比在小说中来得更早一些。“文化寻根”旗帜的升起和创作实践始自１９８５年阿城《棋王》的发表，而杨炼的《半坡》组诗早在１９８２年就已写成，到１９８４年，他已陆续写出模拟...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探析

“企业文化”是８０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主要指企业所形成的确定其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就我国大多数企业而言，企业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对其认识不足，理解表面化，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专家队伍和体制。因此，有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思想，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同时要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文化苦旅》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

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文化苦旅》,是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对于认识90年代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重要参照价值。《文化苦旅》借用"西部"意象,表现出的"苦旅"姿态和"自我感伤"趣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迎合。《文化苦旅》在形式上保持了80年代关注民族命运的精英传统,但在内核里放弃了启蒙和反思的冲动,以"伪精英"的姿态开启了中国消费文学的新范型。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30年代鲁迅语言观的变化及文化身份隐喻

20年代末至30年代,“五四人”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新分化与聚合,语言变革便更具文化身份的隐喻性.这一轮的语言之争不仅标示着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转移,也预示着新的“权势身份”的生成,其间鲁迅的语言观也既有“存”又有“变”.鲁迅、胡适等能撇开分歧借《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联手,是这些“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在自我反省中对新文化和新文学“正统”地位的重新强调,也是对各自“新权力话语”的探寻和确认.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５０多年前，马林诺斯基在其《文化动态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宏大课题。他从文化整体论的观点，转向了多种文化并存的考察，依据３０年代非洲人类学考察的见解，指出其原本主张的文化功能一体论的缺乏。鉴于３０年代殖民地社会状况的转变，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单一而自立的空间坐标的探讨，而应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接触，而对于文化接触的探讨，目的在于寻求人文类型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与手段。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学研究应当从旧有的自我封闭式的民族志，迈向对于文化动态的研究。本文指出，５０年后看这部著作，一方面要承认马林诺斯基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应看到，这位早期人类学导师提出的供文化动态研究的“三项法”，以及他对于文化和平共存根本手段的追求，依然是当今世界所应给予充分重视的     

中西文化碰撞 传统现代交融──试论陈若曦《远见》的文化意蕴

陈若曦以她具有生长在台湾、留学美国、回归大陆后又移居加拿大和美国的“三重放逐”的传奇式生活阅历，以及７０年代初以“文革”为题材创作《尹县长》等一系列小说，开了“伤痕”文学的先河，８０年代在美国创作了以海外华人生活为题材的《远见》等系列小说，为大陆读者所熟悉和热爱。本文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就“时代、历史、政治、文化‘夹缝’中的海外华人群像”，“多重文化交汇下的华人心态”和“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女性世界”等三个方面，探讨《远见》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艺术世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贡献。析缕《远见》淳厚的文化意蕴和作家重塑华夏民族理想的文化和人格的崇高理想。     

“新新人类”和后现代文化

们随着“新新人类”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凸现，《大话西游》在大陆校园里一下子“火爆”起来，文章以后现代文化为诠释架构，说明《大话西游》在大陆一个变亚文化群体中地位的蹿升和“新新人类”的浮现二之间的关系，并借用《大话西游》中各色人物和自我分裂、至尊宝与普提的话语冲突，批判了现代性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同时对“ 新新文化”的8个特质即世俗、媚性、独立、特行，稚嫩、直觉，同理和自残及局限性进行了解剖，文章力图把学院文化和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和世俗时尚结合起来，把严肃的理论工作通俗化。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文化寻根”诗的意义与命运

1 在“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之间,有一个过渡或中介性层面。由于这一层面发生于“艨胧”诗之后,所以从时间性着眼,可以把它归属进广义上的“第三代”的范畴,但在实质性内核上,它与狭义上的“第三代”的歧异和裂痕之大,不亚于“第三代”之于“朦胧”诗。这一层面的诗歌现象,简括点说,可以参照当代小说思潮上的一个说法,名之为“文化寻根”诗。只是需要注明,“文化寻根”现象的发生,在诗歌,要比在小说中来得早。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5年下半年度,随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们在杭州一次小说讨论会上,合计打出正式旗号。而杨炼的半坡组诗1982年即已写成,到1984年,他已陆续写出摹拟《周易》思维结构的庞大、繁复的《自在者说》。时差至少为两年。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红楼梦》花卉意蕴的文化积淀与超越——以北宋诗词为参照系

自“诗骚”之后,花卉意象便作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传统诗词中感兴寄寓的情感载体,而越来越具有厚重的文化意味。勾连“意象”与“意味”的形式,就是“象征”。随着文体的演进,当原本只在诗体中出现的花卉意象辐射到了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并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相结合时,其象喻的范围和意蕴都得到空前的发展。《红楼梦》便’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诸多花卉的文化内涵,锰也使《红楼梦》成为讨论花卉意蕴的最好范本。文章拟以海棠、红梅两种花卉为例,来探讨《红楼梦》中花卉意蕴的文化沉淀与超越。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