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红色经典”文学建构式、重构式改编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尊重原著精神，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所认可。因为解构式的改编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应该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传播学视域下的电视“红色经典”改编现象

近年来，电视“红色经典”的改编已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传播学视域出发，一方面，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介机构希望将“红色经典”改编为政治宣传的教化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媒介机构则企图通过改编“红色经典”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于是，“红色经典”改编陷入了既非“经典”，也不“红色”的尴尬境地，其传播效果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针对这一现状，媒介机构首先应该承接“红色”传统；其次，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生产出真正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音乐的美学意蕴及其育人价值

红色经典音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滋养，其内含的主客观兼和的真实性、合乎实践目的的善，以及真与善相统一的美，共同构成其“真善美”合一的美学意蕴。在“真善美”对应“知情意”三位一体的框架下，体现了提升审美主体历史认知、引起审美主体情感升华和坚定审美主体理性意志的育人价值。新时代的红色经典音乐应追求全方位创新，丰富艺术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更好地展现美学意蕴、发挥育人价值。     

红色文化社会化的价值目标与路径选择

红色文化社会化,即使人民群众从对红色文化“知”的层次上升到“行”的深度,做到“知行合一”。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实践特质,决定了红色文化社会化有着特定的前提基础和价值目标。推动红色文化社会化既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目标,又有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的直接目标;既有推进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核心目标,又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目标。要实现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知行合一”,实现红色文化的社会化,需要在红色文化的产品质量、传播理念、传播制度、“知行”转化等方面着力。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论延安“鲁艺”音乐的“红色经典”价值

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及其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彰显了深刻的“人民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传承中国革命进程中经典文艺作品的优良基因，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均具有重要价值。     

“感生异貌”母题的“红色经典”化

针对“红色经典”对英雄塑造脸谱化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下结论＂表层这一不足问题上,研究并揭示出“红色经典”英雄塑造的脸谱化问题并不是“红色经典”所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小说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只是“红色经典”将其更极端化了。“红色经典”继承并改写了中国传统小说“感生异貌”的英雄母题,是其脸谱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斯大林的世界历史观

斯大林根据对世界形势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其内容包括：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世界的体系性，世界体系有“中心”与“外围”的差别，资本主义世界存在“总危机”并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于“世界革命”，社会主义的实现首先在于“一国建成”，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世界历史观具有内容和影响上的“双重性”，因此我们也要对其进行辩证地看待和客观地评价。     

“反着写”的偏颇——《丰乳肥臀》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覆及其意味

与其他"新历史小说"的"补充"或"修正"不同,莫言的《丰乳肥臀》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覆。在价值观念方面,上官家女儿的政治选择与其阶级身份和政治信仰无关。人物的个人品德与其政治立场、占有财富多寡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正反角色对调。该作对"革命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军民鱼水情"、"抗日"、"土改"、"还乡团暴行"等经典场面,也予以颠覆。这种彻底"反着写"的做法导致了新的偏颇,易引起误解,也妨碍其成为传世经典。     

在实践中发展革命理论的初始典例

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为着眼点 ,通过分析这两个文件中的两个主要内容———关于革命纲领与统一战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阐述了科学的革命理论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列宁论党的领导下报刊的基本功能及当代启示

创建党的报刊是建党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对于党领导下的报刊,列宁非常重视发挥其宣传与批判功能。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通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以凝聚革命力量,强力推动革命运动;在建设时期,通过宣传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教育人民具有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通过宣扬科学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揭露宗教的唯心主义实质,教育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列宁认为,党领导下的报刊要敢于批判“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揭露西方“出版自由”的伪善行为以及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报刊应遵循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导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正面宣传革命和建设中的正确主张、成功经验和英雄事迹等,以统一思想、凝聚民心、推动事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塑造主流价值观,以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我国报刊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

经典指具有权威性的作品或著作,经典意味着意义持久和价值深远,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味着政治正确、品位纯正。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的过程包括“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传统的经典也现出了原形:经典的下面掩饰着宰制关系,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去经典化势在必行。     

开学养正须识经,昭明有融莫忘典——试论“经典”习阅之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素有崇"经典"之意识。在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搞清楚"经典"之何谓,并明确"经典"解读意义之所在对于我们更好的领会、吸收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建设、丰富、发展民族文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