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论道德和道德教育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已（即公元一七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元一七七七年七月一日），是我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一生主要从事于教育和学术活动，他是清代考据学的皖派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特点是不盲目崇古，主张为学有根有据，所谓“实事求是，不偏重一家”。他在训估、声韵、历算、地理沿革、名物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只把这些方面的研究看作是治道明经的手段。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盖不得，非从…     

戴震的《屈原赋注》

戴震以治经的方式研究《楚辞》 ,视屈赋为“经之亚”。他一方面偏重于名物、典章制度的考释 ,语言文字的训诂 ,追求“考释精校” ;另一方面将屈原儒士化 ,将其作品主旨归一于忠君爱国 ,时有曲解 ,并忽视屈赋的文学性及神话内容。因此 ,尽管戴震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但未能跨越朴学注经所及高度 ,在《楚辞》注释史上较林云铭、蒋骥等人反倒有所偏失。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说“互足”──训诂学中一个被忽略的释义方法

我们所见训诂典籍和训治学专著，大都不涉猎“互足”这一术语和释义方法。我第一次接触“互足”这一概念，初步领会它的含义，是59年秋在大学里听黄体先生《诗经研究》的讲义。别年秋，我又读到黄老的专著《诗说》，从其“总论（下）”之“诗义重章互足说”这篇短论里进一步领会了”互足”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明确地理解了这一训释《诗》之章句意义的方法。由周大噗先生主编的《训治学初稿》，87年7月问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才在第四章《训信条例·释义的方法、观境为训——据沈家义的方法》的一段文字里。从修辞的角度正式肯定了“互…     

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纪念晋生师逝世十五周年

高亨先生一生刻苦治学、勤奋著述，４０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与前儒有所不同的治《易》道路。他坚持“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和“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体现了对传统治《易》观念与实践的突破、创新。他的被广泛推重的训诂学成就，对古筮法之周详而系统的考索，可以说前无古人。他是２０世纪的现代学者，对乾嘉朴学有所继承，也有所超越。     

戴震诗说问题探讨

戴震诗说著述宏富,成就较大,而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对目前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戴震的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学术并非全面痛诋。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戴震“因言明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启示

戴震“因言明道”的治经思想来源于清代经学思想与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因言明道”可解读为：“言”即是圣人所立之说,它包括字、词、名物、典章制度四个方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内容,“道”即是“圣人”借其“言”所阐发的思想内容。“由言以明道”的展现过程需要满足“言”的语文学及历史学的解释等客观条件与解释者和“圣人”“同心同情”的主观条件。“因言明道”思想对现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表现为：“语文学、历史性及心之同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张舜徽先生对清代山左学者的评价──读《清人文集别录》

清代山左学者治学与江南及河北学者互动密切,其成就较之皖、吴名贤,不遑多让。但因身处山左,或限于财力,他们的著述并未及时刊刻流传,因而今日研治清代学术领域的学者,对于山左学者仍是比较生疏。张舜徽先生治学严谨宏博,论学实事求是,无畛域门户之见。先生撰《清人文集别录》计收清代文人六百家,其中属于山左学者有二十四人。先生于益都赵执信《饴山文集·叙录》云:"清初北方之学,山左为盛。"即对山左学风颇有推崇。本文仅就舜徽先生于《清人文集别录》所论廿四位山左学者之治学及其学术成就的评价予以探讨,一则以观察山左学者的学术成就,一则以感慨辑录印行及研究山左学者之著述,俾使山左学者之学术得以完整呈现,供研究者取资,实有待继续努力以从事之工作。     

“不苟异亦不苟同”──侯外庐及其思想史学派的学术个性

候外庐及其思想史学派在治中国思想史方面，不仅成就斐然，而且自成体系，这是毋庸多言的。我认为，作为治学，最值得重视的是其取得成就和构架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以及所形成的学派基本群体，这些方面恰恰是这个学派的最可继承和发展的精神财富及其最具启示学人的治学要诀。关于候外庐思想史学派，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这样回顾总结道：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工作：一、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了各社会阶段的思想发展，殷未西周春秋战国是古代思想的发展阶段，即奴隶社会思想发展阶段；从秦…     

戴震天体论中的科学与哲学

一 戴震(1723—1777)学识淹博,于哲学、语言、训诂、地理沿革、名物考订、天文历算,均有造诣和成就。他以经书考据著名,因而他的天文历算不为人们注意。而在当时,他是首先以精于天算而得名的。他三十岁避仇入都,不过徽州山区一布衣而已。刑部尚书秦蕙田知其学,立即延请主修《五礼通考》之《观象授时》一门。五十五岁卒     

戴学的现代价值

戴震是位百科金书式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异常丰富，学术的现代意义也是多方面的，尤具现代价值的则是其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及闻道求真的学术品格。     

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治学风格

王运熙先生的治学历程有三个阶段。他学术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文学史与批评史两大领域。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的研究，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该学科领域的重大创获。实事求是是他治学的基本特色，在治学方法上，他注重实证，注意微观与宏观、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结合。     

为学术而学术与人间情怀

陈平原先生在当今一代的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参读余三定老师《博取杂用，守旧出新——陈平原治学述略》（载《云梦学刊》1994年第1期）及一些资料，觉得陈平原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先生的学术追求、学术思路、治学方法、治学精神是学术界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认真学习、思考、借鉴。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论惠栋、戴震治诗中的信古与求是--兼论吴、皖学派分帜问题

吴、皖学派分帜问题是当今清代学术研究上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以惠栋、戴震治诗入手,从信古与求是两个层面对此问题加以论述,论证内容为:二人治诗均有信古思想,是由于求是基于信古;二人治学又有别:惠栋以古为尚,而戴震能冲破古之牢笼,以求是为鹄的。吴、皖之分较为可信,不过此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说明或修订。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