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引用《通俗文》评述

以征引旧籍来注解《文选》是李善注的显著特征，也是李善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俗言俚语的训诂专著《通俗文》，在李善注《文选》时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俗语词的训释。李善征引《通俗文》基本达到了其训诂目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应当征引却未征引，以及个别地方征引失误。考察李善注征引《通俗文》的情况，是完成《文选》训诂问题的课题之一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李善采用征引式训诂体式注释《文选》之原因研究

《文选》是我国在《诗经》、《楚辞》时代之后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本文拟从李善《文选注》文学导读与训诂专著的双重性质出发,来研究李善《文选注》采用征引式训诂体式的原因,期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文学训释传统与哲学训释传统的不同,以此展现中国训诂传统的丰富多彩。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赋作解题、赋家小传、文字校勘、辨识通假字与异体字、标注音读、训释语词、串讲句意、揭示主旨与写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观点稳妥。注释中大量征引先唐时期的汉赋注释以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详释语典与事典,资料富赡,识见卓绝。李善《文选注》堪称是汉赋注释史上的高峰与典范,对有唐以来的汉赋注释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善与五臣注《文选》之比较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对后代的影响极深 ,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并曾一度成为一门“显学”。而作为文选学奠基人的李善和五臣 ,在历史上却有不同的命运 ,世人多重李善注而非五臣注。这对于五臣是不公平的 ,也不利于文选学的发展。公正地看 ,五臣注也有其独到的、不容否定的成绩。应该说 ,李善注与五臣注二者是各有优劣、各有千秋 ,不宜厚此薄彼。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试论《文选》李善注使用"同"和"通"的意图

本文从溯本求源、以源明义;辨析形义关系;辨明文章的修辞方法三个方面,阐明李善注释<文选>大量使用"同"和"通"两个术语沟通字际关系的意图.     

李善《文选注》疑难音注校释四三则

音注校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李善《文选注》中的音注校勘盲点较多,注校工作并未终结。今选取前人未校勘的疑难音注为研究对象,校释43则疑难音注,其中把形符作声符致误1例,字形近似而致误22例,正、俗、通、别、或体等转写而致误10例,传抄刊刻脱漏而致误1例,类化造成的讹误1例,误认联绵词的字形1例,乱改联绵词的字音1例,给被训释字注训释字的音3例,义同换读而致误2例,阙疑不校1例。详加校正或解释上述疑难音注,以期对李善《文选注》有所补正。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探源——以《文选》为中心

《文选》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具体地说，《古风》组诗在主题、风格、创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受到《文选》《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及郭璞《游仙诗七首》等的影响。藉此不难发现，李白和杜甫一样“熟精《文选》理”。     

《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

本文通过对《桃花扇》中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问题——的具体考证,以证实剧情与史实的乖离。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萧统《文选》诗歌类型划分的标准及特点

萧统<文选>所列二十三个诗歌类型,从诗歌立类的角度考察,存在着明显的题材交叉现象,缺少逻辑意义上的统一标准.但另一面,萧统以既存诗歌类别为基本事实依据,在一种相对主观的、现象化的分类意识下,又表现出独特的诗歌立类眼光,他特别着眼于诗歌取题的形式特点,力求精细,有类必立,为后代诗歌分类研究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立类体系.当然,受其诗歌立类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萧统在诗歌立类上表现出很多不足,尤其忽视了时玄言诗、永明新体诗的选录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傅山与太原历史文化之渊源

傅山的成就同他所出生及其常年聚居的太原古城密不可分。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傅山文学、艺术、医学等诸多方面的造诣进行梳理,力求反映特殊地理环境中的文化沉淀对一代名师的深刻影响,考察分析清代以来的傅山研究成果,指出保护太原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