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行为的评判及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它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现阶段,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的打击刑事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卧底侦查概念评析

对卧底侦查概念的准确界定有利于明确卧底侦查行为性质,划定卧底侦查的边界,从而实现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兼顾人权保障之诉讼目的.英美与大陆法系各国大都在广义与狭义分类的基础上界定卧底侦查概念.我国学者多认为卧底侦查宜采用狭义概念,但因其概念所强调要素的不同又区分为诸如“隐瞒程度要素”、“时间要素”、“潜入要素”、“审判证据要素”等不同的卧底侦查概念.在对国外卧底侦查概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目的分析法,逐一分析我国卧底侦查的传统概念.传统概念吸收了过多的卧底侦查形式要素,遗漏了诸如欺骗、性质、规范目的等能够反映卧底侦查内涵的实质要素.从规范卧底侦查目的出发,卧底侦查概念宜包含启动原因、侦查属性及规范目的等要素.     

试论任意侦查行为与强制侦查行为

侦查行为分为任意侦查行为和强制侦查行为,在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未作如此区分.之所以对侦查行为作如此划分,是科学的和必要的,其划分的价值和意义对研究我国的侦查行为具有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提出了我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措施.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试论我国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适用与监督——兼析最高人民法院"法[2008]324号"文件第六部分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打击毒品犯罪等一些组织化和隐蔽性都比较强的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打击作用,另一方面却因制度缺失、规范失衡等出现了一些公权力滥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此问题的司法解释因存在基本概念混淆化、具体分类笼统化、犯意诱发合法化、诱惑侦查保密化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借鉴外国法中诱惑侦查适用与监督的成熟做法和思路,结合我国司法运行环境和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国情的适用与监督体系,以期杜绝因不当适用诱惑侦查所造成的危害,同时充分发挥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准确、高效和在人权方面的侵害性,一直备受争议.从我国法理层面来看,诱惑侦查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是应当合理规制.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职务犯罪侦查在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手段、侦查措施等方面具有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同的特征 ,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 .为加大反腐败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 ,就必须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殊性的研究。     

论“一元侦查机制”下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立案侦查是国家对职务犯罪行为启动追诉程序的标志,而侦查管辖权的归属则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陷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一元侦查机制”在借鉴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制度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管辖的困境予以彻底破解.该机制明确了职务犯罪案件及其牵连案件的管辖权归属,将地区管辖的标准回归到刑事诉讼法的犯罪地原则,将原本模糊的级别管辖标准清晰化,将指定管辖规范化并赋予犯罪嫌疑人以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对于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资格和广泛的诉讼权利并给予充分保障.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权利与权力之间——侦查双轨制和单轨制实质分析

双轨制侦查和单轨制侦查是侦查模式的基本分类,一般认为单轨制侦查是只有国家机关才拥有侦查权的形式,双轨制侦查则是国家机关和特定的个人都拥有侦查取证权利的模式.将侦查和调查涵括为调查取证活动,从实施主体、可采取措施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进行比对分析,认为单轨制侦查和双轨制侦查实际上都是"双轨",只是不同国家侦查体系下两轨的宽窄不同.进一步比较分析,两种侦查体系下,国家机关所拥有的调查取证权范围相差不大,在更注重人权保障的国家,对国家机关的该权利限制较多,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实施多需中立的第三人审批.而两种制度下特定的私人主体都拥有基础的调查取证权,主要区别在于主体的范围、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实施措施的条件、限制等.在双轨制侦查国家拥有调查取证权利的私人主体更广,权利范围更大,条件和限制更少.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我国批捕权配置改革

因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都承担着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可能对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承担着一部分侦察职能,此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合为一体,监督可能化为鸟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为加强在批捕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应将批捕权授予中立的法院行使。在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实现之前,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弥补现行批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完善——从法律监督权角度出发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运行保障。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存在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要求。因此,针对渎职侵权犯罪,应当扩充检察机关侦查职权,赋予其技术侦查手段和特别调查权,增加强制措施执行权,尤其是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侦查权的配置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实现,并可以考虑单独立法,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积极、主动的反腐败体系。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电力数字巡检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本文主要讨论在电力信息化中如何建立和完善数字巡检系统．通过对电厂巡检系统的充分调研。针对电厂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进行需求分析后,提出了系统巡检管理和点检管理应当实现的功能和设计方案,为进一步的实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