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文选》诗歌类型划分的标准及特点

萧统<文选>所列二十三个诗歌类型,从诗歌立类的角度考察,存在着明显的题材交叉现象,缺少逻辑意义上的统一标准.但另一面,萧统以既存诗歌类别为基本事实依据,在一种相对主观的、现象化的分类意识下,又表现出独特的诗歌立类眼光,他特别着眼于诗歌取题的形式特点,力求精细,有类必立,为后代诗歌分类研究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立类体系.当然,受其诗歌立类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萧统在诗歌立类上表现出很多不足,尤其忽视了时玄言诗、永明新体诗的选录     

《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

<文选>对于梁代作品的选录是文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日本以清水凯夫先生为代表的"新文选学派"常以之佐证<文选>的撰者非萧统.清水先生的见解在中国既有附合者,亦有持异议者.笔者不同意清水先生的有关解释.本文即从徐悱作品的选录对清水之说作一驳议.本文认为,从徐悱之作的艺术性、徐悱在梁代诗坛的地位看,<文选>选入徐悱之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徐悱之作的入选不能证实<文选>的撰人是刘孝绰而非萧统.     

论《文选》乐府诗的选取和它的选诗标准

本文对《文选》中乐府诗的数量和类别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传统的萧统选诗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尊帝王、美教化、厚人伦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意见 ,并进而指出《文选》的选诗标准乃在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     

《文选》选文标准略论

本文试图通过援引和参证萧统本人及他人观点,拾遗补陋,求证萧统以文为本,不拘囿于文体界限而致力于彰显所选录之文学性的思想。     

论《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萧统秉持进化发展的文学思想,并以此指导着《文选》的编集。他采取略远详近、略古详今的选文策略,凸显了汉晋以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成就。他主张事与义并举,沉思和翰藻兼顾,坚持中道主义的两点论和文学批评的平衡性。在实际选文时,他比较偏爱有翰藻文采之文,以之为准收录了不少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从而使《文选》成为一部"意义纯粹"的文学选集。他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理念评判创作,剔除了经子史类作品,对"文"的发展实有涵养、化育之功,在文学史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论咏史诗的寄托

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区分，咏史诗存在着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比体咏史诗。咏史诗的寄托是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使史料成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才得以实现的。意含寄托的咏史诗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其他两类的咏史诗，在诗评史上也受到历代诗评家的推崇。     

《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编选《采菽堂古诗选》时参照了昭明《文选》。陈祚明对《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词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与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文选》所录张华作品研究

虽然<文选>仅仅选录了张华诸多作品其中的八篇,但是张华的社会政治实践,个人生活理想乃至人格精神的矛盾分立,已经得到集中系统的表现和体认.在此基础之上审视<文选>选文标准问题,至少可以证明阮元提及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其实还是谨慎的,也符合于<文选>文本存在的现状.根据杨明先生的思路,我们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事"、"义",既是指文章之外的写作活动和创作动因,也是指文章之内的思想内容、感情意义等.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     

曹宪生平及其《文选》学考述

曹宪是隋唐之际重要的《文选》学家,他和他所培育的弟子李善等人共同把《文选》学推向了高峰.由现存于日藏《文选集注》中的曹宪《文选音》条目,可以看出曹宪为《文选》注音喜好标新立异,而《文选音》佚失的原因在于注音依据的是扬州音而不是以《切韵》为代表的洛阳音,加上其注音本身多有谬误之处.     

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谈谈李商隐咏史诗独特的时空结构

咏史诗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中,无疑有它不可取代的特点:精炼、曲折、幽默、泼辣,言近旨远,笔淡意高.这种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与咏史诗特殊的结构特点是分不开的.本文欲以李商隐咏史诗为例,由其独特的时空结构入手,简单探究李商隐咏史诗的艺术特色.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胡曾《咏史诗》的“通俗”艺术

为了客观地评价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对它的“通俗”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认为，“通俗”作为胡曾《咏史诗》最突出的艺术特性，既成就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又使其成为后世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使其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影响渐趋微弱，以致于无。分析结果表明，“通俗”造成的诗歌本身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是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而社会教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发展等，则是其影响力萎缩的外部原因。     

萧统编《文选》之深意

《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以及编排体制是“选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文选序》入手进行分析,还要将《文选序》和选文相结合,以此来探讨《文选》的选文标准、选文内涵、编排意图和编排次序,从而揭示萧统编《文选》的深刻意旨。     

俞玚《文选》评点探析

俞玚的《文选》评点保存于后人传抄的《文选》评本中,其中以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昭明文选》60卷所录最为真实可信,较能反映俞氏评《选》原貌。俞玚评点的最大特色是以"法"析《选》,他关于章法、句法、接法的讨论,反映出提倡秦汉文章的复古态度及对官方倡导的清真雅正文风的认同与附和。通过俞玚《文选》评点,我们能更感性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与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     

《艺文类聚》与《文选》诗歌分类之比较

《艺文类聚》基本继承了《文选》＂以类相分＂的诗歌分类方式,但在诗歌类目的处理、诗歌类文体的排序、诗歌的立类选文等方面,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