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萧统编《文选》之深意

《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以及编排体制是“选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文选序》入手进行分析,还要将《文选序》和选文相结合,以此来探讨《文选》的选文标准、选文内涵、编排意图和编排次序,从而揭示萧统编《文选》的深刻意旨。     

《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编选《采菽堂古诗选》时参照了昭明《文选》。陈祚明对《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词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与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说《鸿门宴》“沛公……步走”之“步”

高中语文课本、中师文选以及现代许多古文选集中都以《鸿门宴》为题,选录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这一节。《鸿门宴》中有这样一句话:“沛公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     

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

《文选》选录的碑文、墓讠志、行状等碑传文,用骈体写作,崇尚对偶、辞藻、声韵、用典等修辞美,对传主的德行、功业等叙述往往概括笼统,与散体文传记如实地描绘传主的话语、行为等风格迥异。把《文选》所选蔡邕、任昉、沈约的碑传文,与《后汉书》、《南齐书》所记同一传主的篇章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差别。由此可以看到骈文特殊的叙事方式,并帮助理解《文选》选录作品的艺术标准。     

或然与必然——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

或然与必然———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王立群目前国内外《选》学研究的若干热点，比如《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文选》的选录标准，《文选》入选作品与萧统文学观的矛盾，刘孝绰在《文选》编辑中的作用等俱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混淆必然与或然关系的诸多论述，令人...     

《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

萧统《文选》选录先秦至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作品,是《诗经》、《楚辞》以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选本,后世流传广泛,成为人们学习汉魏六朝文学的主要读本。它的选录范围,是专选集部之文,不选经、史、子三部的篇章。它的选录标准,则主要注意作品是否富有或较有文采。这选录范围和选录标准二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起来。本文试图就这二者分别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萧统故里镇江隆重召开,盛况空前。大会交流论文80余篇,对"《文选》版本及注本"、"《文选》作者、选录标准、分类及其价值"、"《文选》所选作家作品"、"《文选》分体文学"、"萧统文学思想与文学史观"、"《文选》接受学"、"《文选》语言学"、"萧氏家族及萧统遗迹"等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大会回顾了上世纪文选学研究的历程,对新世纪文选学研究提出了希望与要求。     

《文选》在扬州

南朝梁萧统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编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来有许多人为这部书作注释,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也简称“选学”。它的发展,从隋代开始,一直是以扬州为研究中心的。《文选》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由     

杜甫怀古咏史诗的超前意识与批判精神

我国古代的怀古咏史诗源远流长,《文选》第二十一卷即有咏史一类,王粲、左思、陶潜等人皆有成功的咏史佳作。在唐代,咏史诗得到全新的开拓和发展,堪称咏史怀古诗的黄金时代。一贯被人们誉为“集大成”的诗圣杜甫在咏史领域内创造性地发挥了他的创作个性。他以雄视千古、俯瞰全局的胸襟和气概,将历史和现实加以沟通,或借古喻今,或咏史抒怀,表达他对历史人事变迁的评价和对现实的反思     

关于曹操发布《己亥令》的主旨献疑

就我所见的各种高校历史系所用《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诸课本,都选录了《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211·1)发布的《已亥令》(按:依历表推算,该年的夏历十二月没有“已亥”这一天,疑是令文于夏历十一月廿九日,即“已亥日”拟定,到十二月才发布)各种版本,都依清严可均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大历史观视阈下的唐代咏史诗——浅论唐代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

咏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结合体,是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咏史诗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创作的高潮,有唐一代许多诗人创作过咏史诗。从创作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上看,唐代诗人咏史的主要目的有四:以诗歌为古人作传;站立历史高度以诗论史;借咏史以申志抒情;借鉴历史以讽谏当世。     

《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

萧统的《文选》编选,不但反映其选文标准,更重要的是其对人生价值观的探讨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正始时代的风云巨变与嵇康本身内在特质的结合,使其形象在生前被偶像化、在死后被传说化,并且作品集数量增多,这都加大了编选的难度。本文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正面分析,"竹林七贤"与陶渊明评价的侧面比较,以及他人作品折射的嵇康形象出发,以《嵇康集》与《文选》编选作品之对比为主,以持相似观点的《文心雕龙》印证为辅,从而体察到在《文选》对嵇康诗所作遴选和嵇康人物形象的还原方面,萧统不但寻求与其性情相合的一面,还善于发掘"知音",他试图从文本出发呈现多面向的嵇康形象与内心世界,具有对文士"和而不同"的器度。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屈原研究与萧统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艺术宝库,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千百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其间,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占有重要的地位.萧统本着“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选标准,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的“崇圣”、“宗经”态度,在《文选》中别立骚体一类,选录屈原作品共十首,     

集清英以明时义 类范文以刑后昆──从诸体散文的入选看《文选》的价值

对《文选》价值的探讨，从已经问世的著述考察，大多集中在选录标准、文体分类等问题以及诗歌、辞赋的入收上，从本书所收各体散文进行探讨还比较少见。本文试就这个薄弱环节进行窥视。笔者认为，《文选》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周秦至南北朝文人文学发展的原因与内在规律，肯定了文学由朴质走向藻饰的趋势，为各体文章的阅读与写作提供了典范，凝成了沾溉“后进英髦”的理论体系。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江泽民文选》中展示的深刻主题

贯穿《江泽民文选》全书中的一根主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江泽民文选》的深刻主题;《江泽民文选》在把握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方法;与时俱进、多维开放是《江泽民文选》思维时空的本质特征;在学习和研究《江泽民文选》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进程中,注重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