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教育与公众理解科学的基本途径

科学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只有出众有机会并且有能力参与科学的时候,公众才能真正地理解并欣赏科学,科学传播才能顺利进行。HPS教育是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一种新理念,旨在促进普通大众也能够理解科学。HPS教育可以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让公众理解科学本质、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促进科学在普通大众层面的传播。     

科学传播发展中受众的主体性转向

科学传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从传统的科学普及到现代的科学传播,受众在科学传播发展中从单向的、被动的接受与理解到双向互动、主动参与,受众的主体性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分层

在考察科技传播发展历史、分析当代经济社会提出的科技传播需求的基础上, 讨论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目标分层。认为:当代科技传播面对的是广阔而宏大的领域, 拥有多样而分层的目标;其任务包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增进公众理解科学, 促进公众参与科学, 服务科学技术创新等四个基本方面, 四个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分层特征。     

为何要引入公众参与科学——公众参与科学的三种逻辑:规范性、工具性与实质性

当前国内对于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引入与模型分析已经渐入佳境,在实践层面也崭露头角.然而在进一步深化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与优化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前,还需反思这一做法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进行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实施公众参与科学的项目是什么?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这种原因似乎是统一且先验的,然而通过考察西方与中国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与理论,可以发现,公众参与科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导向,并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基础.对此,本文分析总结规范性、工具性与实质性三种公众参与科学的目的性逻辑,区分不同目的逻辑下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的差异,指出尽早实现从规范性逻辑、工具性逻辑向实质性逻辑的跨越,才是发展中国公众参与科学,实现真切的、多样性的科学传播实践的合理路径.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

科学传播模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演变,但公众参与科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本文通过对以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为载体的欧美科学传播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学传播正在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欧美科学界日常行为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如果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当作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所遇挑战的折衷解决方案,它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充分融入科学基金管理、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仍然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沟通、感知和共识:风险传播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公众参与这个公共空间里,风险传播的主体是最大范围的公众,内涵是一种公共审议以影响当权者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过程;风险感知的提升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而这一过程受制于观点讨论、政治倾向的影响比科学素养等其他要素要大。公众参与的效果衡量标准是多样的,而具体某一个公众参与活动目标可能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些要素,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工具论、规范论与信息正义等多个方面中的某些而忽略其他要素。其中,科学、民主与公正是风险传播中公众参与以影响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目标。     

公众理解科学视角下科学传播主体社会责任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关于转基因报道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文献收集法、典型抽样调查法和最小二乘回归计量模型(OLS)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2003—2014共12年间关于转基因的相关报道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科学新闻的报道受到科学传播主体的影响较大,尤其政府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主导意见十分明显,科学家和媒体形成舆论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职业素质和责任的不明确,导致科学传播未能落到实处,未能将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合适的渠道传播到社会与公众之中,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出现“反转”潮。由此分析科学传播主体未履行责任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各个科学传播主体的协作配合来解决中国科学传播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实现科学传播的顺利进行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贝尔纳对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解及当代启示——沿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思路

贝尔纳在其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认为,在商业和政治影响下,科技成果的不当运用和难以预料后果的科技创新使科学陷入了信任危机,从而阻碍了科技的健康发展,由此他提出公众参与科学、理解接纳科学与调控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所涉及的公众参与科学思想虽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更不乏值得后世吸收和借鉴之处,因而研究其思想,对人们认识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探索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方式都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高校科技类博物馆的科技传播创新——基于上海地区高校的调研

高校科技类博物馆拥有自身的特色, 在社会的科技传播体系中可以发挥突出的传播优势。认为, 高校科技类博物馆需要借鉴“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学理论, 以理解和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 以服务社会为己任, 通过在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上进行创新, 把自身创建为优质的科普资源, 突破参与社会科技传播实践的瓶颈, 从而为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发挥更重要作用。     

助力公共科学服务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公共科学服务重点包括"一个中心,两个服务",一个中心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两个服务包括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作为新时期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系统方案,公共科学服务已受到英、美等科技领先国家的重视。然而该模式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本文重点从体制机制、科研环境、传播媒体等方面分析了公共科学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公共关系学学源的传播学分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公共关系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其研究的现状、特点、知识体系及其局限。公共关系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源于大众传播、定位于组织传播、正转向人际传播的应用传播学,恰恰相反,在关系传播的定位下,公共关系将有可能以“元传播”的身份,反过来为传播学提供理论支撑,这将预示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巨大转变和提升。     

网络舆情传播系统复杂性研究

出于对网络传播及网络传播系统研究方法创新的需要,从网络型组织的系统复杂性的视角出发,对网络舆情传播作为复杂型系统进行初步的探索;使用基于信息科学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来开展对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提出网络舆情传播的复杂性系统概念;基于描述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对网络舆情传播复杂系统做出Logistic描述。     

浅谈核科普公众沟通现状及破局对策

由于核的特殊性,加上公众普遍缺乏核相关知识,涉核项目的风险被放大,“邻避效应”更加剧了公众谈“核”色变的心理。我国核科普公众沟通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方式单一、对象定位模糊、吸引力不强等问题。因而,做好顶层设计,推动法规制度建设;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公众可接受度;注意科普的精准沟通;关注核心理建设;加强核科普队伍建设。     

科技文化传播的内涵、机制和评价

科技文化传播,应引导公众正确理解自然科学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解答当代科学与道德、人生、艺术、审美、宗教、信仰等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技术文化传播要关注技术创新的人文环境、技术创新的文化评价、技术进步的人性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技术认同等问题。加强科技文化的传播,需要以探索和创新精神不断完善高效率的传播机制,其中包括传播体制、组织、途径、方式等。必须建立和完善合理的传播评价体制,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联手,协同传播科技文化。     

科技公共传播的传播主体及其参与动机

科技公共传播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种科技传播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技公共传播出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成为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个主体积极参与的一个社会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科技公共传播参与动机的多样化,促进了传播关系的复杂化。文章对科技公共传播的参与主体及其参与动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科技公共传播的当代图景和内在特性

当代科技公共传播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特征,也凸显了科技公共传播实践的碎片化特性。相对于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而言,任何具体的科技公共传播实践活动所能传播的内容都是碎片化的;相对于科技公共传播体系而言,任何具体的科技公共传播实践活动也都是其碎片化的组成部分。基于对当代科技公共传播发展和科技公共传播实践特性的分析,描述了科技公共传播的当代图景,分析了科技公共传播实践的碎片化特性。提出科技公共传播实践的“六要素构成模型”,认为当代科技公共传播需要强化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