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中西离婚伦理的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中西离婚伦理有共同的发展趋势。它表现为:离婚自由是人们的追求;离婚率上升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离婚的宽容度提高;离婚的社会调控有所增强。     

传统与超越——现代离婚伦理的构建

离婚伦理是婚姻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离婚伦理为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婚姻家庭领域充满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冲突的新时期,必须在扬弃传统婚姻家庭伦理和离婚伦理的基础上,构建和倡导既体现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现代离婚伦理,有效发挥道德评价和道德调节的作用,实现道德、文明的离婚,使家庭和社会更加和谐。提出应构建以"自由与责任的有机统一"为核心精神、以"感情完全破裂"为基本原则,以"自主自由、男女平等、宽容互让、履行责任、文明离婚"为主要规范的现代离婚伦理体系。     

中世纪西欧与同期中国离婚原因比较

离婚现象在中世纪西欧与同期中国皆有存在,离婚原因大相径庭。中国古代男女离婚多偏重于世俗伦理道德问题,以维护宗法家族秩序为目的,且男性主体地位突出;而西欧离婚宗教伦理问题居多,以稳定基督教神权秩序为目标,但男女关系相对平等。中西方离婚原因的差异,实质上是两种不同观念文化在婚姻问题上的折射。     

试析离婚道德原则——以道德悖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离婚率上升,并出现"闪婚闪离"现象,实际生活中有些离婚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违背一定的道德原则。婚姻关系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离婚中的道德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道德建设。离婚问题存在着道德"两难",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一种道德困境,应正确看待离婚问题。离婚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如:即使关系破裂,也要尊重对方;离婚后双方也要负起应有的道德责任;慎重对待离婚,文明离婚。     

面对文明社会：伦理、管理和治理

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陷于一种现代性的危机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管理概念,一种正确的人的发展概念.通过对"政"、"礼"、"治"等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提出了中国的伦理是内在的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的论断,揭示了伦理、治理和管理三个范畴的不同意义.人的道德和心性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根基,只有将德性和法治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农村的离婚现象愈益普遍。通过考察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发现东北农村较高的离婚率与当地泛滥的婚外情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间相互融通,要将离婚现象置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认为弱家庭伦理、弱村庄公共性以及开放的日常生活是东北农村离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动与变革中,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心”,还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的基础,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础。     

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湖北省J县J村为个案,以J村的离婚现象为具体分析对象,采用半结构与无结构访谈法,描述了农村离婚现象在J村的具体样态,就农村离婚现象的具体样态展开分析,对农村夫妻关系、婚姻市场、伦理、家庭结构变迁进行讨论。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的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观念与伦理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也逐步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对离婚调节的非道德化倾向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态势,对离婚的调节也出现了日趋明显的非道德化倾向.我国社会的婚姻现实、离婚的道德成因、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离婚的双重影响及道德调节的特殊作用,都决定了当代社会的离婚行为不能没有道德调节.只有将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心理调节有机结合成"金三角",才能共同构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人类同性恋现象的哲学思考

同性恋现象的产生有生理原因,有社会原因。同性恋是人类在性别问题上的"异化",是人类生理病态或社会心理病态。同性恋现象不符合以保证人类繁衍方式为核心的伦理规则。所谓同性婚姻,不是"婚姻",是与婚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不同概念,它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同居关系而已。因此,同性恋者有同居的权利,但是没有以婚姻的名义要求社会像对待异性结婚者一样为他们的同居公证财产和其他事务的权利。社会没有权力强行干涉同性恋,但是绝不能支持同性恋现象,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同性恋现象的发生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论中国行政伦理问题及其实质

讨论行政伦理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应从现实出发。真正的行政伦理问题不是那些正确的好听的口号,而是如何处理现实行政伦理关系中必然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如何走出行政主体的行为选择所面临的伦理取向的两难境地。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处于行政系统中的人,是首先满足向直接上级负责、让上级满意和高兴的伦理要求,还是首先满足向下负责,让群众满意和高兴的伦理要求。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构成了行政伦理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社会既是一个"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官本位"盛行的等级身份性社会。只有真正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建设起现代公民社会,行政伦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对法定离婚标准的分析研究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家庭伦理道德的缩影。离婚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最直观地体现出人们对于爱情、家庭、婚姻、子女、财产等诸多问题的综合考量。法律对于离婚标准的认定，是收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作者努力立足离婚现实状况趋势，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问题，试图从法定离婚标准存在的问题着手，尝试提出完善法定离婚标准的探索性建议。     

遏制“行滥”与打击“假冒伪劣”伦理学视角的一种比较分析

由于"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而给消费者带来侵害,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在对历史上"行滥"现象和现实生活中"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原因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就如何遏制"假冒伪劣"现象,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用伦理道德制约技术和生产活动的有效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建立监督、揭露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社会保障系统,改进科技道德评估等对策建议.     

企业信息伦理的学理透视

信息伦理在"前信息社会"尚非"真问题",而如今它已然成为信息社会中十分凸显的问题。遵循信息伦理及其规范是信息时代企业道德经营的必然选择,在信息社会与企业经营以及信息伦理与企业道德经营视界融合的基础上,厘清企业信息伦理的合法性、内涵与原则,分析企业信息伦理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必将有助于丰富企业道德经营及其对信息伦理的理解与建构,从而找寻出构建企业信息伦理的实践进路。     

性别文化视阈下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与重建

性别文化是建构婚姻伦理的基础,因此以性别文化为视阈,审视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现象与成因,进而探讨重建我国婚姻伦理的合理导向与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失范主要表现在越轨问题增多、家庭暴力日益攀升、各类违法婚姻蔓延等方面。这些失范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别文化的影响,如性解放思想的泛滥、女性依附心理的残存以及对"妇女解放"的误解、男权主义思想的残存影响等。因此,重建现代新型婚姻伦理应以先进性别文化为基础。     

登记离婚冷静期法律适用的困境与出路——兼评《民法典》第1077条

《民法典》第1077条针对离婚登记设置了30日的冷静期。设立离婚冷静期,是立法对"闪婚闪离"社会现象的回应,对减少草率型、冲动型离婚,保障稳定完整融洽的婚姻关系,构建文明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以来,适用情况并不乐观。为了有效规避登记离婚冷静期,离婚双方当事人多选择到法院起诉快速调解离婚,造成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为了推进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通过设立诉讼离婚冷静期、构建登记离婚冷静期与诉讼离婚冷静期对接规则、区分设置离婚冷静期区间及适用条件等措施,不断探索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完善路径。     

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之反思

我国判决"不准离婚"制度是在三次婚姻立法中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形成于长期的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中。本文主要围绕现行《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关于离婚之规定分析指出,在当代中国,应从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视角重新认识和反思婚姻的本质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离婚中仅具有消极功能。基于此,才能正确阐释立法之真实涵义和精神,进而揭示出原有理解的错误性和法律解释、司法实践的违法性。必然地,建基其上的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也是非法的和错误的。     

责任伦理:一种新的道德思维

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的伦理精神的产生。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起源时就认为,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催生剂。同样,当代中国社会也需要新的伦理精神来支撑社会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伦理精神就是责任伦理精神。其中,新的道德思维是责任伦理精神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是决定一切社会道德现象的"底色"。责任伦理所具有的他者思维、复杂思维和境遇思维等特点,使其能够突破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有可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     

大学生自杀问题的社会伦理思考

近年来,青年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屡见不鲜。透过这些自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自杀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更多的是社会伦理价值观深层次的问题,文章对大学生自杀原因进行了伦理思考,并提出了伦理教育的相关对策,以期为社会各个方面对大学生自杀进行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家族企业责任失范的伦理致因探究——以潮汕地区为例

家族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具有丰富伦理文化内涵的社会文化现象。家庭伦理作为家族企业中非经济的文化因素,对企业责任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通过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对家族企业责任影响的分析及对潮汕地区家族企业伦理的个案剖析,更能探究家族企业责任失范的伦理致因,从而寻找出克服责任失范的途径和方法。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