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第一村”的生意经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的三僚村,有＂中国风水文化始祖地＂之称,也被人们称为＂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千百年来,这里走出了几十位宫廷钦点国师,北京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的选址和修建过程中,都有三僚风水师的身影。顶着祖上荣光,看风水成为三僚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不二法宝。在这里,八成家庭靠风水吃饭,目前村里共有200多位＂风水大师＂常年奔波于赣、闽、粤、港台地区,替官员、老板、名人看风水。有人曾在过年回家时扛了一蛇皮袋的现金,＂不用说,这比种田打工强多了＂。三僚村,这是怎样的一个村子？从三僚风水师鲜为人知的生意经中,人们能解读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英年早逝的好支书——卞中清

2007年7月13日傍晚，在溧水县洪蓝镇一个偏远的山村——陈卞村，村党支部书记卞中清同志因病去世。消息传出，许多村民要来参加好支书卞中清开追悼会。两天后的追悼会上，村民纷纷自发涌来，新建的办公楼前的院子挤满了人，有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有的乡亲带着孩子赶来，大家都想送他们的好支书最后一程。     

“武夷蛇王”温爱国

温爱国,1959年出生在有＂蛇村＂之称的福建省武夷山市建阳县黄坑镇桂林村。桂林村由于大部分村民养蛇,所以被称为＂蛇村＂。温爱国虽然生于蛇村,但从小却很怕蛇,一般有蛇出没的地方,他都会绕开走。没成想,小时候如此怕蛇的他,多年后,却成为国内知名的＂蛇王＂,他也因蛇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两委”关系的摩擦类型及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为填补土地集体所有者主体缺位而产生的乡村新型组织形式,推行至今已经20多年,由于法律和制度规定模糊,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两委＂关系不顺、运行机制不规范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争权力大小,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两套领导班子不合,由于宗族、派性的渗入而导致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管理权力的冲突等三种类型。为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地方探索出＂三配套＂、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两委合一＂、＂两票制＂等实践模式。这些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理顺村＂两委＂及其与乡镇政府的权力运行关系。要保证村民自治的规范化运行,除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调整,还要进一步明确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转变乡镇政府的观念和工作方式。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主体应该包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工作人员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基于＂从事公务＂的标准,可以区别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类犯罪还是其他类型犯罪,并进一步解决管辖冲突。     

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的思考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根据党中央部署,目前各地正积极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专项治理工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那么,在新形势下又应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才能确保＂难点村＂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整村推进项目与农民合作组织的互动关系——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调查

在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下成立的青海省共和县沙朱玉乡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是＂支部＋协会＂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基于对耐海塔村整村推进项目与养殖协会的实地调查,分析了整村推进项目与协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往往以官僚化的方式运作扶贫项目,整村推进中缺乏村民参与;村组织仍然主要是政府权威在乡村的延伸,支部主导下的协会未能将村民的参与组织化、制度化,并为村庄农业产业化提供系统服务,农民组织也未能与扶贫项目有效衔接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一个工业园区圈占耕地数百亩——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征地调查

最近,记者多次接到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乡群众的来信来电,反映该县户部寨乡强行征地建设工业园区,占用大张村、李海村、样楼村、王张村耕地800余亩,每亩地以一年1600斤小麦的价格强行租赁,再以高价卖给企业,从中牟取暴利。为了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记者专程来到濮阳县采访调查。据大张村村民介绍,他们村被圈占的土地有几百亩。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当地政府为了搞开发,强行征占我们的土地,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研究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定位有不足，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对村民委员会应重新定位，以理顺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应按照法人理念确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应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样。法律应明确规定村民会议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股东大会。由于每个行政村兼有社区和生产单位的两重性，村民会议不仅对村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最高发言权。同时，对村内公共事务也享有最高发言权。村民会议应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对一些涉及村民委员会干部自身利益的村民会议，比如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评议村干部的村民会议，尤其是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会议，如果仍由村民委员会主任主持，难以保证村民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委员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董事会，村民委员会主任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执行由村民会议交办的各项经济事务；作为社区的自治组织，一如城市居民委员会，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样，在法律上就理顺了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七旬老汉照料妻子患癌前夫义举惊天

将妻子前夫接回家照料＂老伴,我回来了!——＂2013年7月16日那天下午,江苏省如东县洋口镇甜港村62岁的凌亚琴正在家里忙活着,院门外忽然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伴随着铃声的,还有老伴唐仕生亲呢的呼唤。凌亚琴抻了抻围裙,迎出门去。然而,当她看到老伴自行车后座上载着的人时,她怒冲冲地说：＂你载他回来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他!＂     

彩票中奖与纠正冤案

据2010年5月12日新华社电．“杀害”同村人在监狱服刑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近日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冤案浮出水面．导致冤案得以纠正。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如果“被害人”赵振裳没有突然出现,赵作海就得继续服刑。所以对赵作海而言,这无异于彩票中奖。     

乡村啊,你的路在何方?

又回老家 新世纪的第一个寒假终于到了,我高兴地踏上了回家的汽车。下了车,我就径直奔村中走去,回家的心情是兴奋的。尽管冬日的山川田地都是光秃秃的,但丝毫没有改变我对它的情结。只是刚才公共汽车上看到的一句话,在我心头不断翻腾,“穷山恶水出匪徒”。是谁写的？是什么意思？ 沿路遇到一些乡亲,我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友好的向我挤出一些徽笑,但那勉强的笑容,丝毫不能掩饰他们的愁苦。劳苦一辈子的乡亲们啊,你们的雏纹我是再熟悉不过啦,每逢年终,人情礼物、孩子上学、需办的年贷,都把你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钱,奔…     

以广州为例谈改革开放后海外乡亲捐资办学的作用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来热心兴办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情系桑梓,倾力办学,相继支持了广州教育的＂普九＂、＂普高＂与＂创强＂任务的实现,促进了广州教育的现代化;他们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出谋献策,传播友谊的种子,架设合作的桥梁,扩大了广州教育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他们捐资办学的精神、模式为海内外乡亲提供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示范。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广州教育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无不凝聚着海外乡亲的心血,他们为广州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村民自治权与基层党的领导权关系探析

在村民自治过程中 ,处理基层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中存在不少法律故障。从理论上讲 ,协调二者关系的切入点是 :由村民评价 ,对村民负责。就实践来看 ,应考虑如下方法 :实行村党支部的选举与村民的评价“直通车” ;村党支部通过村民会议实现决策和监督职能 ;村党支部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     

科技种烟收益快

南雄市珠玑镇长迳村古少文,1991年高中毕业后,在韶关大学读了两年大专,停学回家后到广州打工两年多,最后又回到村里,立志在农村创业。从1993年开始,他每年承包村民的一些田地,加上自己的责任田共十五六亩面积,实行上造科技种烟、下造种稻。每年仅黄烟一项收入达2万多元,加上饲养母猪、肉猪和出售优质稻谷,每年总收入4．5万元以     

老区新闻

惠州泰美镇罗营村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国庆前夕,博罗县泰美镇罗营村初步完成了改路、改水、改房、改灶和改厕工程,村道硬底化工程通到村民小组,村民饮上自来水,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论优化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

本文探讨了村民自治运行机制规范的问题.认为村民自治有三个核心要素,即村民群众、村党支部和村委员会.要搞好村民自治,首先要明确其主体是村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弄清规范的方向,有纵向和横向之分.目前村民自治所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难题都是主体不明确,机制不规范的结果,如村"两委"的矛盾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宏观上是体制运作进程中存在的痼疾使然,微观上,则为村"两委"失去有力的监督.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切实保障村民大会及村民群众的自治权力.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2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