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天人关系在董仲舒君主观念中的体现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与国家的盛衰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董仲舒通过对种种历史事实的分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君主观念体系。他的君主观念体系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天人关系,即君权神授、法天行事、违道天罚、以儒为天。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王夫之对传统忠孝伦理下君臣关系的消解与重构

建立在家族制农业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王夫之摒弃以君主为核心的私忠,重新构建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公忠,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提出“家国殊等”“环相而治”“虚君共和”的新型君臣伦理形态。王夫之将政治从传统伦理中剥离,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老子泛道思想研究

以“道”为中心 ,运用分析、比较和综合的方法 ,探讨了老子泛道思想的丰富内涵 ,以及“道”与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治民之道等的内在联系 ,侧重于老子对社会平等、天下太平、生活安定的向往 ,以及对君主无道行径的鞭挞。老子的思想 ,不仅有助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且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贾谊之“道”的哲学意义探析

贾谊通过对老庄以来“道”这一哲学范畴的扬弃,立足社会现实,给“道”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首先,“道”是万物的根本;其次,“道”是认识万物的根本法则;再次,“道”是人生的境界;最后,“道”是天地万物始基的真实存在。这界定有极其丰富的哲学意义和实践意蕴,为他的认识论、伦理观、历史观和治世观,乃至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形上基础。     

老庄的幸福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老庄建构“道”的哲学体系,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宁静和谐,人民幸福生活.由此,老庄阐述了合“道”的整体幸福、悟“道”的精神幸福和法“自然”的真幸福.这种幸福观对缓解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增强民众的幸福感仍有重要意义.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从管理到治理——近十年来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正式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界定,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原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对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剖析。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言论报国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以胡适与《竞业旬报》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气"。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