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石艺术考据——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艺术的传播及区域特色

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艺术结合当地社会风俗文化,形成了具有边疆特色的发展趋势、传播渠道及内容特色.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全部属于地下墓室画像:其工艺的发展与东汉政府的边郡迁治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移民队伍中的工匠随着郡治迁移将雕刻技艺传播开去,民众的财富积累和相时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其艺术中心发生位移的本质原因.此外,该地区画像石在发展过程中将题材缩减为"昆仑仙境"与"现实生活"两个主要方面;"农耕、射猎图"、"胡人牵骆驼图"与"牛首西王母"、"鸡首东王公"是该地区画像的独特内容.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海外新移民与福州山区侨乡教育变迁——以福建闽清X村为例

海外新移民是山区侨乡村庄教育变迁背后的重要推手:一方面,海外就业的经历和收入促成村庄的海外新移民家庭将子女送到村外更好的学校就读,另一方面他们也带动了非移民家庭作出同样的选择.当以海外新移民为主的山区村庄人口不断外迁却又无法吸引外来人口迁入时,村庄教育陷入发展的困境不可避免.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

辽代,东北地区处于大移民时期.由于辽宁地邻契丹内地,地旷人稀,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更是移民频繁,规模空前.移民以内聚型流入为主,且多为战俘型移民.汉人和渤海移民居多,兼有契丹、女真、奚、西夏、新罗等族移民.移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在辽宁地区,辽河以西多为汉人,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和地区之内.这种内聚型移民促进了辽宁经济全面繁荣,城市建设兴起,交通线路得到改善,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行政嵌入的历史互动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村庄内生,二是行政嵌入。前者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经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理论推测和共同实践而固定下来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恒常"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状态。简言之,就是村庄内部自发出现的态势和指导村民的行为准则。后者是一种外部力量干预,它的权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制度建设。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在乡村场域中,国家的行政嵌入远远晚于村庄内生秩序,但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它却在与内生秩序力量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晚清边村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甲头制度——以土默特地区为例

晚清时期,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移民已形成了很多边村社会。土默特地区本为蒙族游牧之地,内地民人的大量进入,使得该地由游牧社会变为一个边村社会。随之,当地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处理种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正常运转。对此,清政府将推行于全国的保甲制也应用到土默特地区。适应当地现实,保甲制进行调适,保长、牌长基本未发挥作用,主要由甲头管理社会事务,保甲制在土默特地区实为甲头制度。在新的秩序体系建立过程中,构成当地社会势力网络的甲头在社会冲突中不断进行调适,和其他力量逐渐形成了新的秩序体系。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从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土地使用效率、村庄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湖南方言历史研究

湖南的方言包括湘语、官话、赣语、客家话和土话.春秋时期"古代楚语"已经成形,汉朝的"南楚"方言是湘语的直接源头.移民是湖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五代以前湖南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北方,他们的方言在湖南形成古代"楚语",进一步演变成湘语,形成官话和土话.五代以后湖南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东南的江西、福建、广东,他们的方言在湖南形成早期的赣语、客家话和土话.周围强势方言官话也影响了湖南边区官话的形成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僻远地区产生过作用.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贫雇农在党的阶级等级序列中的至上地位,贫农团成为“土改”期间村庄社区的最高权力组织;由于贫雇农内部的等级区分和利益争夺,贫农团又形成了狭隘、封闭的权力性格,成为村庄秩序和道德的破坏力量,并促使“土改”领导者对其加以限制和取消,贫农团也因此最终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四川方言的入声类型及其成因

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和移民迁徙使大批湖广人进入并定居四川,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们的语言,其方言属于北方官话这个大的范畴下的西南次方言;原来的土著居民因为瘟疫和战乱而十室九空,少量幸存者,也因婚姻等原因被外来的方言同化了.早期移民抢占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地区,大多居住于岷江和长江流域一带,至今仍保留有入声系统;后来的大批移民主要定居于川中、川北和川东广大地区,形成了今天的成渝方言.     

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利益协调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历史移民的微观考察——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新史学思潮为史学注入新动力,开辟了史学新气象.受当代日常生活史、环境史等史学思潮以及民族史理论、方法的影响,杨洪林的《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移民和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微观考察,并就移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微观展示.     

非法移民问题与中亚安全

中亚地区自苏联解体之后,原苏共体成员国由于对俄罗斯的传统依赖以及经济水平普遍不高等原因导致大量非法移民的产生,从而给非法移民接受国带来一系列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问题,对中亚地区以至周边国际社会的安全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非法移民问题成为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部分,由于中亚地区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化等特点,决定了非法移民问题必须通过地区内部的紧密合作以及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等途径予以解决.     

晋人南迁与豫北晋方言的语言变异

豫北晋方言主要是宋明两代山西地区向河南境内大量移民形成的,是典型的移民方言.从来源上来说,豫北晋方言跟山西境内晋方言具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从地缘关系来说,它又跟中原官话具有广泛的接触关系.豫北晋方言的形成与宋明晋人南迁的历史密不可分,也因此而具有典型的语言变异特征.     

构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杂糅空间”

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是后移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论问题.从生态移民的地理空间看,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生态经济与文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提供借鉴,通过仪式的功能发挥,建构巴巴所说的“杂糅空间”,重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生态.     

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与自然环境

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对村庄的生存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地形地貌和可耕地状况决定了村庄规模小且分散.粗放的耕作方式、低效的劳动工具、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的组合体现了特定自然环境下村庄农业生产的可能选择.为了应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村庄内部形成多种互济互助的传统习俗,增强了村庄的内聚力,但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往瓦解了村庄的内聚力.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留”或“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安置区比选研究

“留”或“走”,是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关键且首要的抉择.而土地资源、区位因素、社会文化则是安置区选择的主要变量.民族地区的“土地资源”不能简单理解为“耕地”,基于林地、草地、耕地等复合型资源形成的生计方式既多样又复杂,需加以客观认识.选择优越的区位,既可以缓解人地紧张的矛盾,增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改善移民的生活质量及促进社会发展.生产技能与生活习惯、民族、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环境容量,对移民安置地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