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金融危机的历史、演进及探源

肇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破产迅速向整个金融领域扩散,并很快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范围。是什么因素引发了当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拥有世界最大和最强健的金融市场的美国出现危机?本文首先从美国次级贷款市场的结构方面分析了此次"次贷危机"发生的机理,在此基础上,详细剖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如何升级为金融危机的全过程,并结合众多观点,全面分析了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总结危机发生的教训,对于仍处于成长与转型之中的我国经济与金融市场,无疑会启示良多。     

金融危机应对中非政府组织作用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四大主体之一,在以政府主导的计划体制中具有过渡调节、协助和监督的重要作用;在以企业主导的市场机制中具有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缓冲作用;在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会机制中越来越显示出社会治理的历史趋势性和优越性。在这次金融危机应对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正在发挥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不可替代的管理和治理作用,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以猛烈之势席卷全球。根据金融危机的相关理论,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信用和监管缺失所导致的一场信用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并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危机使我们警醒,也让我们反思。应充分认清这场危机的本质和危害,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及其思考

随着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断加深, 日本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衰退.对此, 日本政府积极采取了危机应对政策.日本银行也认为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持续不断地积极地提供资金是非常重要的.在积极推行一般对策的基础上, 日本银行陆续出台了一些非传统措施, 以支持企业融资和金融机构贷款.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 日本经济曾陷于"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应对此次危机时,为防止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应该借鉴泡沫经济留下的经验遗产,认真思考危机应对政策的效果与成本.     

应对金融危机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逐步回升.历史和现实均已经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动摇,才能战胜危机、发展中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加强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形成一定互补性,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累了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调控艺术日趋成熟,但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向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调整期间,我们首先应理顺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关系,从制度上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内在传导机制的通畅,然后在目标导向下优化选择二者的组合效应方式,既要注意防止总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又要保证调控的动态性与市场化取向,只有发挥优化组合拳效应才能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走出经济调整困境.实现保增长目标.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启示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次贷危机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走向.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走向.更为重要的是.次贷危机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那就是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很好地防范危机.当前,我国的金融状况与美国发生危机前的背景非常相似.因此充分汲取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及时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是我国管理部门的当务之急.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是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对于正处于经济繁盛期的我国来说,这一场危机为中国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和原因,可以从中找出有益于我国的启示。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利机遇,但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又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许多挑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必须做好以下准备:第一,中国企业应慎重选择并购对象;第二,中国企业应制定合理的并购策略;第三,中国企业应增强自身实力。     

美国金融危机与东盟的战略调整

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没有使东盟成为重灾区,不过却有可能促使东盟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做出新的调整,这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并达到一个＂战略互信＂的新高度。     

美国处理80年代金融危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短期利率急剧上升,导致金融危机,其采取的对策是降低利率,美国实行《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振兴法案》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良法案》后,金融监管的调整和变化及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对我国金融改革值得借鉴。     

美国联邦政府的信息资源管理

本文以美国为例,详细探讨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含义、产生与发展,实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提和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信息资源管理的工具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美国首位华裔内阁部长——赵小兰

2001年,赵小兰出任美国劳工部长,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内阁部长,她不但为美国华人参政树立了新的丰碑,也圆了好几代人的"美国梦".她在劳工部长听证会上说:"我是美籍华人,当然希望能成为美中交往的桥梁,为两国的友谊和发展贡献力量."在她8年的任期中,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持续性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失衡迅速扩大,而两国政府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政策来缓解失衡,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宏观经济利益.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两国之间形成的资金双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以至于两国政府都不愿改变这种失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一定的缓解迹象,许多学者认为这次危机将逐步终结中美贸易失衡.但是,金融危机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也给两国带来利益.中美贸易失衡及其根源--双循环机制在美国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美国金融业复苏取得了大量国际资金并帮助恢复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同时,双循环机制有助于美国市场需求的快速恢复,这有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出口,从而摆脱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的困境.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进一步实现经济复苏都需要中美贸易失衡的帮助.所以,金融危机并不会终结中美贸易失衡,失衡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应对金融危机、构筑亚洲金融市场新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8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共同举办了"应对金融危机、构筑亚洲金融市场新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试析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行政干预

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宪政秩序是美国政府行政行为需要遵循的框架,政府行政干预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金融立法是政府行政干预的行为依据。创新必须要有监管,稳健的金融立法是稳定金融市场、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工具。金融立法应考虑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情况,会选择不同特色的社会制度和行政运行机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外贸出口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建议

从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从虚体经济迅速扩散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外需减弱导致出口急剧下降,工业经济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的传导机制主要有6个方面：需求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贸易政策传导机制、价格传导机制、贸易融资传导机制和贸易链传导机制。为了应对外需减弱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重视人民币汇率问题,呼吁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高度重视贸易摩擦问题,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加大对企业的融资力度,帮助出口企业转型;大力发展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论20世纪初美国政府夜校移民同化教育

20世纪初大规模外来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强大冲击;同时,排外主义者对移民与当时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煽动与渲染,也引起了美国身份认同危机,从而促成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来同化移民。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夜校等培训班的形式,斩断移民与母国的文化联系,促使他们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当中,但由于缺乏对移民的尊重,对移民与母国的文化关系也缺乏理解,使得美国政府移民同化教育的效果有限。欧陆一战导致美国族裔群体的疏离与纷争,正是这一教育失败的证明。     

Elite Interlocks in Three U.S. Sectors: Nonprofit,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This study traces elite interlocks betwee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ivil sec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90s. We assess integ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rough analyzing patterns of overlap and interaction among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in these sectors. Network analyses are conducted with UCINET 5 on the Elite Directors Database, a new data set composed of the directors/trustees for the largest organizations in the business and nonprofit sectors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s holding positions on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s. The complete data set contains individuals holding 3,976 seats from 100 businesses, 109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98 government committe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reveals substantial linkages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elites within and across the three sectors. Major corporations and their directors are the best integrated in the intersectoral networks. In spite of the tremendous growth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linkages fail to offer compelling evidence of elite plu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