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鸠摩罗什的大小乘观——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中国佛教一直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代表。鸠摩罗什在姚秦时代传译了大量的大乘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那么,鸠摩罗什本人的大小乘观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呢?通过综合研究鸠摩罗什的生存环境及其在《大乘大义章》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鸠摩罗什在认识论的立场上将大小乘学说统一起来,并对小乘阿毗昙学说表现出一定的包容性。鸠摩罗什持有一种包容性的大小乘观。     

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佛教中有所谓“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大乘教派是佛灭后(公元前486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教派,其正式形成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初纪。自此派建立,方将原始佛教(即佛陀的最初教义)以及部派分裂时代(约公元前四世纪至一世纪间)的佛教称为“小乘”。自此两派形成长期对抗形势,互相贬斥,纷争极烈。小乘以大乘为非佛说,大乘则卑视小乘,几同外道。这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佛教初轮入,即大小二乘同时并入,并且大乘教很快取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所建立的佛教各宗,多数属于大乘,小乘只有“毗曇”(后     

佛塔崇拜与大乘佛教的起源——以下田正弘的学说为中心

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讨论是国际佛教学界的热门论题。在日本佛教界,长期以来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起源说影响最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下田正弘在《涅椠经的研究——大乘经典研究方法试论》一书中对平川彰的研究提出了异议,其主要理由是,佛塔崇拜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并且广泛流行于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侣中间,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僧团之外的所谓在家佛塔崇拜群体。大乘的思想出自于原始佛教时期就存在的林居者集团。他们与僧院住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目标上的不同,使他们在传统的口传佛教之外,以书写的方式创造出了包括《涅槃经》在内的大量的大乘经典,在所谓的追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乘之外,开创了以利益他者为最高追求的菩萨乘。在研究方法上,下田正弘没有满足于文本解读和文献内在逻辑的解明,而是力图将文献中呈现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历史的外在逻辑相照应,在两者的交叉点中找到学术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线索。这是对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论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及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通过阐述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说明中观正见是龙树在总结小乘佛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对当时外道异端邪说和小乘部派佛教偏见破斥的过程中形成的大乘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后来发展的理论根基,并阐述了龙树中观哲学对其后大乘佛教发展和对藏传佛教发展产生的影响。     

《解脱庄严宝论》的佛教哲学之探析

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拉杰的《解脱庄严宝论》融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教内容为一体,集大乘佛教的唯识宗、中观宗和如来藏佛性论于一身,在佛教哲学本体论、心性论及方法论上独具特色。达波拉杰把噶举派大手印思想与噶当派的道次第有机融合在一起,标志着噶举派显教大手印的正式确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次创新。     

般若思维简论

印度佛教经历小乘之后,大乘兴起,并成为佛教的主流。随着大乘佛教的的产生,般若学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导思想。“般若”,被认为能断惑证真,度化众生,而称为“佛母”,是佛教所谓的高级智慧——一种指导观察一切事物的根本观点,判别是非善恶的基本方法,也是佛教所证悟的最高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和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般若是一种特殊的体证方法和体验境界。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宋代华严宗戒律思想述论简

戒律为中国佛教各宗共持之法门，因而宋代华严学僧在恢弘华严教学时，也兼修戒律学，可以净源、观复、普观为代表。净源和观复的戒律学研究主要围绕《遗教经论》展开，他们从大乘佛教立场并结合华严思想史，判定《遗教经》《遗教经论》为大乘经典。同时，净源对律宗、华严两宗观法的比较与评判以及观复围绕《盂兰盆经》的藏乘判摄问题对元照展开的批判表现出宋代华严学僧的宗派立场，同时也折射了宋代律宗与华严宗的微妙关系。     

《华严经论》中的一乘思想

《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包括＂简别＂和＂融会＂两个方面,＂简别＂即对＂大乘＂与＂小乘＂以及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三乘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的判析;＂融会＂则是以＂一乘＂或＂佛乘＂来统摄大小诸乘,使一切众生皆入佛道,获得究竟涅槃。《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受到了《十住毗婆沙论》和《涅槃经》等经论的影响,与后来的华严宗的＂别教一乘＂思想有很大差异。这种独特的一乘思想对理解中国佛教中的一乘思想的嬗变有一定意义。     

观心显性:佛教道德的本体开显

大小乘佛教对于"心"的论述极为丰富和复杂,遵循着即破即立的逻辑,即从缘起上安立"心"的功能性本体,又从体性上破斥"心"的实体性本体,是为世俗谛与胜义谛的双重维度之整体。大乘佛教的唯识学不仅有着系统的安立"心"的功能性体与破斥实体性本体的理论,而且有着系统的"转依"理论。而这一切,落实到佛教道德的本体问题,则构成道德本体的层次性、复杂性,解决的实质是道德主体的问题。     

禅宗“悟”义索隐

在佛教经籍文献中,禅宗之"悟"便是唯识学的"见道",是现观唯识学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与清净不二,阿赖耶识实性便是因地真如."悟"真如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也是大乘佛教的依托.禅宗具有宗教性禅宗与文化性禅宗之分,学者研究禅宗需有合理划界.     

从那竭到于阗的早期大乘佛教护法鬼神图像资料——哈达与和田出土的两件龙王塑像札记

龙王作为早期大乘佛教护法神系中的一个重要图像,在公元2～4世纪间曾在受犍陀罗文化与艺术影响的区域内广为流传。那竭与于阗作为早期犍陀罗语大乘佛典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和以东地区最重要的传播之地,两地所发现的佛教文本与图像资料均表明了龙王图像在进入佛教护法神系之初期所受到的多种宗教、文化影响。同时,图像本身也带有复合性的文化内涵与不同的艺术风格等元素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哈达佛寺舒图尔丘塔院遗址与和田地区出土的两件龙王塑像考古与史籍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的梳理和考释,关注早期大乘佛教护法图像在西域地区流传和发展的历史源流与脉络。     

藏汉两种语系佛教的异同分析

藏汉两语系佛教是属于北传佛教的大乘佛教系统,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两者之间的差别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两语系佛教的内容、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判教观、修行方法、实践方法和《大藏经》的编排等几个方面。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佛教的“智识”和“智识”的佛教

佛教智识并举,有着智识主义的理论特征。其通过对一种特殊“智慧”(般若智慧)的追求,提供一种对生命的认知方法、解读态度和拯救手段;通过对世俗知识的摒弃而达无上圣智。佛教智识主义价值观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智慧体操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智识主义的人生。大乘佛教的出现,正是智识主义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藏密曼荼罗的哲学意义

在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大乘佛教密宗仅重修持、设供、持咒①、仪轨，而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更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按佛教的术语，就是非常深厚的教理体系。这种观点，是由于只看到它的表面，没有认识它的内涵所致。当然，在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晚期，由于教理愈来愈深奥，僧侣在寺院内深居简出，使佛教脱离广大信众，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因此，迫使大乘佛教广开I河路，更多地吸收一些它以前认为是“外道”②的东西。这就不由自主地向密宗方向滑去，后来出现了古密教或“杂部密教”。在这个时期的密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教义，更谈不上哲…     

龚自珍学佛对其思想与文学的影响

佛教信仰与佛学义理对龚自珍的思想、心态和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龚自珍张扬心力的世界观、深挚热烈的济世情怀,吸收和融合了大乘佛教特别是天台宗的思想观念,佛教经典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想象、意象与文采。     

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的,它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自为真理性,坚持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反之,华夏精神是自然的,把体验当下现实中万物的圆满具足、互生互容、融通无滞的整体性当成最高智慧.华严的几个最基本的观念,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独特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华严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对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从而使华严思想实现了从超越到圆融的转移,也就是脱离印度大乘佛教本来的精神而向华夏自然精神传统靠拢,因而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这种误读,由于华严思想本身是在华夏精神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应视为华严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恒有与无常:佛教运动观探析——以说一切有部为中心

说一切有部作为部派佛教中成立较早的学派,其"三世恒有,法体恒存"的宗义代表了佛教运动观的早期理论形态。有部的宗义发源于对原始佛教经典中法相的相摄、自相、共相等关系的研究,而具有其独特的论证方式和理论内涵。由"无常"而推出"恒有",以"恒有"来论证"无常",是有部对动静辩证关系的独特理解。有部运动观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论证模式被后来的大乘佛教所继承和发展。从原始佛教的"诸行无常",到说一切有部的"法体恒有",再到大乘中观学的非断非常、动静双遣,反映了佛教运动观的辩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