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论杜甫诗歌的萧瑟感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失意、生活窘迫和漂泊流浪中度过,这种悲剧性的生活必然使其创作心态蒙上阴影,进而影响到杜诗的艺术风格。人们以“沉郁顿挫”这句杜甫自评其创作特点的话来认定杜诗主流风格,但他们更多讨论的是杜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和民众的悲剧性与“沉郁”诗风的关系,却很少讨论杜诗所表现的个人悲剧与其诗风的关系。如果从杜诗中抽去个人身世遭遇的篇什,很难想象杜诗是否还具备“沉郁”的风格。鉴于这点,本文从政治失意的寂寞情怀、生活困顿的悲凉意绪、家园难归的失落心态三个方面论述杜诗的萧瑟感及其与“沉郁顿挫”诗风的关系     

“无情有恨何人觉”——白莲人格象征意义探讨

荷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比德"之花,具有丰富的人格象征内涵。白莲内涵是荷花人格象征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洁之志、孤寂之感、清白之心等多重情感交织,成为白莲人格象征内涵的基本内容。南宋末年,这种情感取向成为遗民词人的一种普遍心理,白莲意象特别受到青睐,同时又融入了更为深沉的家国之悲。     

从辛弃疾的登临词中看其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辛弃疾作为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之一,其词作于“剪红刻翠”之外“另立一宗”。本文试着从辛弃疾的登临词入手,来探究辛弃疾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登临时的“感心之物”,即富有形象性的自然界景物和以用典为主的人世间事象;登临时的“感物之心”,即他内在的“想为”和外界环境对他摒斥压抑所致的“不让为”两种力量的相互激荡。这种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遂使得辛弃疾的登临词既拓其境又具词之眇。     

赏析中国传统民歌

中国民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它是人的期盼、思念、情感、表达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它无所谓长短,也可能只是一声感叹,但它已将天地人融为一体。蕴含在民歌中的美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而永远载入史册。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从《聊斋俚曲》中“银纽丝”小曲看明清民歌艺术的发展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向民歌学习而创作的文艺作品 ,富有地域特色及民间气息。本文分析了俚曲中的一曲———“银纽丝”的渊源及其在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 ,并进而划分出它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 ,即文人的热情模仿阶段、《聊斋俚曲》的生动再现阶段及小曲与戏曲的密切结合阶段。试图从中窥见明清民歌艺术发展之一斑     

论感兴与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

感兴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即人＂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的精神情状。具有＂随遇发生,随生而盛＂之特点的感兴,实质上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领会的体现。知、情、意、趣之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就是诗人之胸襟,也就是叶燮所说的＂诗之基＂。对于诗歌创作乃至任何文学创作来说,出而为情必显情之趣,出而为景必显知之趣,出而为事必显意之趣;而无论作品是重在为情、为景抑或为事,都必然是情、景、事浑然一体的,这就意味着,任何文艺创作都有知之趣、情之趣和意之趣灌注其中,也就是说,感兴之所以在文艺创作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就因为它是知、情、意、趣的综合表现。     

吴梅村与卞玉京(上)

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交往,是吴梅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这一始聚终离的的个人事件,因为明朝的灭亡而具有了浓厚的悲剧意味。研究这一对才子佳人的交往,是研究吴梅村亡国后的心境,研究梅村一些重要诗歌作品的很好的视角。本文对卞玉京的生平作了介绍,对吴、卞交往的经过作了评述,特别是对吴梅村所作的有关卞氏的诗词作品作了解读,对于这些作品中所寄寓的亡国哀怨作了阐释。本文分两期刊出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与文人心态

中国古典诗词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这种悲愁情调的背后所蕴涵的是文人对生命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为了摆脱忧愁,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山水以寻求解脱,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本文试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来作分析。     

锦心绣口诉衷情——南宋末期女性词人创作初探

南宋末期的女词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词人群体。她们打破了历史上男性主宰词坛的状况,女性作家群体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大。作品中既有伤春怨别、闺阁生活的题材,也有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在艺术上则尽去矫饰,以真动人。     

现代语境下的“阿喀琉斯之踵”——《蜗居》与《小镇畸人》的文学伦理学比较研究

本论文将现代都市小说家六六的小说《蜗居》中的主要人物宋思明与美国20世纪早期著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的名著《小镇畸人》(Winesburg,Ohio,1919)中的重要人物哈德曼牧师相比较,以他们所谓的阿喀琉斯之踵为原点,探讨各自文化潜质中迥然不同的现代因素,通过较为细致的文本解读,诠释中西文化中罪感与耻感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从而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蜗居》与《小镇畸人》的文学伦理和社会意义。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香山“长庆”有遗篇——试论《长恨歌》与《圆圆曲》的黍离之感

梅村体是长庆体的变格,但其中都充满着浓烈的黍离麦秀之感,所不同者在于一为乱世之音,一为亡国之音.诗人感伤兴寄,作垂戒之用.     

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浅论

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理解与翻译以及实际表现 ,在以往乃至于目前的日本学研究界都是议论纷争的热门话题 ,对此笔者作出了相对应的思考与批评。在对“物之哀”的理解方面 ,参照我国古典《文心雕龙》的理论 ,认为“物”乃是客观之存在 ,“哀”则是对于客观存在表现出来的主观反映 ,综合言之即是一种对人生的深深感动 ;在对“物之哀”的翻译方面 ,认为应该将其翻译为“感物兴情” ,因为“物之哀”的“哀”即是表现了诸多的情感成分 ;在论述“物之哀”的表现方面 ,主要参考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文句 ,分析了不同场合或的不同议法     

《桃花扇》的主题蕴涵与艺术成就

《桃花扇》主题蕴涵是复杂的。第一主题是孔尚任思考历史,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即桃花扇底系兴亡。第二主题是孔尚任思考人生,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即朝更代易慎选择。第三主题是孔尚任为穷途末路的人们指出了迷津———归隐山林,读书吟诗,渔樵度日,静观世变,即人生空幻归桃源。《桃花扇》艺术成就表现在角色安排颇见功底、艺术结构完整、打破生旦当场团圆的俗趣、塑造真实的历史人物等方面。作为历史剧的典范,《桃花扇》成为雍正以后众多文人传奇模仿的对象。     

《宋诗钞》的编纂及其诗学史意义

《宋诗钞》的编选,深寓家国民族之感,原有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编者情怀博大,故于所选之人,最重名节、功业和学术,而于所选之诗,各种风格流派兼容并蓄.是书编纂的意义,主要是对清初宗宋诗风和唐宋诗之争论辩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宋诗,为确立宋诗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从观念和文献两方面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并深刻影响了清诗发展的进程.     

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调查与研究

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实现与否的主观评价，与个体的社会适应和人生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状况及特点，并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