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清代中叶,当桐城文派的声势已经形成,其影响渐及于东南各省之时,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常州籍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阳湖古文的别有建树,因为是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所以,近代以来,大凡讨论到阳湖派,总是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视各人对阳湖派别有建树的程度与性质的不同估价,     

从易堂九子的古文复古理论看清初文章之取径

作为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在理论上,他们对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进行了整合,主张打破门户之见,由唐宋上追秦汉,而这正是清初文章复古的主流思想,在明清之际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界在论及清初文章之取径时,大抵认为以唐宋八家为独宗,这实与事实不符.     

回归还是漂流--质疑吴汝纶对桐城文派的"复归"

关于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的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吴汝纶在其发展中起了复归的作用.其实这一观点有很多疑问.以复归论者的三个论据而言,吴氏并非尚醇厚老确而黜绚烂闳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从他中年以后评文的言论和作文的风格中可得到证实义理、考据皆于古文文体有妨之观点不是复归,而是颠覆了桐城文派的理论大厦;重建辞约指博、清正雅洁之义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应变.吴氏的理论主张,深受其师湘乡人曾国藩的影响,他试图改造桐城文派使之适应新的形式.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文法理念差异与秦汉派、唐宋派之争

在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不同文法理念之下,中国古代文法论中形成了宗法秦汉与宗法唐宋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进而在明代形成了秦汉、唐宋两大对立文派.前者主张以秦汉文为学习典范,以求真为旨趣,以变化为目的,提出"格调"论、"一师心匠"说,实践重心在于修辞.后者主要以曾巩为榜样,以求道为目的,提出"神明之变化"说,以讲究篇章安排布置之法为擅场.桐城派确立了以归有光、唐宋文为津梁来学习秦汉文的借鉴原则、由格律声色等文之粗领悟神理气味等文之精的合式原则,实现了对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文法理念的整合.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櫆

姚范和刘大櫆作为桐城诗学史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虽然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没有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两人的诗歌评点和理论对桐城诗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确立了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核心的风格统系,奠定后来桐城诗学师法前贤的基本宗尚;基于研究诗歌的心得,参照文章学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桐城诗学的概念系统;以大量的文本批点为后学开示学诗门径,形成桐城派通过评点来提示诗文义法的教学特点,最终为桐城派诗学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梅曾亮与晚清岭西文坛

通过献疑,证明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人并非通过吕璜得以结识梅曾亮,梅曾亮不曾到过岭西。梅曾亮通过与朱琦等人的宴饮、通信等社交活动对岭西文人进行文学熏陶,他与朱琦等人的文学切劘,提高了朱琦等人的桐城文法水平,使岭西文坛之名在晚清渐起。梅曾亮对岭西文坛的主要影响包括:培养了一批尊崇桐城文法的岭西才士,促进桐城义法在岭西的开衍;促成了《涵通楼师友文钞》的编撰;奠定"岭西五大家"称号形成的基础。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选本与清初清诗的传播

清人选清诗的风气在清初盛极一时,流传至今的清初清诗选本尚有百种之多.清初士人的好诗风气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诗求名的功利心态,是其得以流行的外在因素.而选本广流传、集精华、"传传者以传不传者"的传播功效,是其脱颖而出并成为最具优势的传播方式之一的内在原因.随着清初清诗选本的流行,选家通过批评不正之风、评选当代典型、梳理诗学源流和评点时人作品等方式介入诗坛,希望以此来达到转变诗风的目的.然而,选本在对清初诗坛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因部分选家涉嫌射利、通声气之弊而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这些弊端不仅助长了诗坛的恶习,同时也削弱了部分选本的学术价值.     

吴汝纶生平述略

吴汝纶青少年时代受到规范的儒家传统教育和桐城文派的熏陶,人幕为官后又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因此他笃信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又极力探寻西学,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教育制度.主持莲池书院时,积极探寻新的办学形式.吴汝纶赴日探寻学制,对中国近代学制建立,推动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奠定了他作为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的基础.     

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

清初史学,极为繁盛,纪事本末体史书较之以往有了长足发展,逐步奠定了广辑史料、史论结合以及详于考证的历史编撰的新格局.系统考察这一时期该体史书的编纂特色,不仅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在清初史学上的地位,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演进历程,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论清初散文大家侯方域

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的清初散文家以规模宏大、出入唐宋的散文扫清了明末文坛的纤佻。“以小说为古文辞”是侯方域散文的价值所在 ;他的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之作为其散文精华 ;他主张“讲唐宋以来之矩” ,是唐顺之、归有光唐宋派散文的有力继承者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 ,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嘉前靖期承前启后的文学思想

承弘正诗文复古思潮之绪馀,嘉靖前期的文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顾磷、崔铣等复古派成员将精力转向道学;唐顺之、王慎中等人主张师法唐宋古文,并接受阳明心学影响;杨慎、高叔嗣等人主张师法六朝或中唐诗,追求情韵深远或藻思丽逸之美.他们为文学思想从复古到革新方向的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