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基于改进非对称CoVaR模型的研究

为准确度量我国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的尾部风险溢出,本文改进了基于CoVaR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基于极值理论和ARMA-GARCH模型拟合收益率边缘分布,构建了改进的非对称CoVaR模型,从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绝对值(△CoVaR)和相对值(%CoVaR)两方面详细考察了2002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8日我国42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q=0.01的情况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有显著差异,银行类与保险类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值得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相对值与在险价值存在显著联系,自身风险最低的银行类机构具有最大的风险溢出强度,是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核心对象,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研究结论对于有效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差异在逐年缩小;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各水平状态未来发生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较小,稳定性较强;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来自中国1728个县（市）的数据

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包容增长及建立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鲜有文献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的因素。鉴此,采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分析方法,使用来自中国2006—2009年1 728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排除指数（IFE）为衡量指标,对中国农村金融排除收敛性进行分析,并对影响农村金融排除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条件β收敛的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个县（市）金融排除总体存在σ收敛并表现出明显的β绝对收敛特征;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人均GDP、城镇化比例、受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技术、就业率和商业环境后,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除表现出条件β收敛;东、中、西三大地区不存在俱乐部收敛,东、西部地区呈现出发散,中部地区表现出收敛。以上结论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基于“绝对量”“增量”“增速”“变异程度”四项指标的综合距离面板数据聚类方法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并采取半参数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省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空间上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具有较大差异,青海、贵州、西藏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呈现高增长量、高增速、高波动的特征。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居民金融素养、金融规模均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投资规模和金融风险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来说,投资规模过大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安全性过高会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趋同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以β收敛模型为基础,构建调整的滞后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情况及趋同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呈现收敛趋势,且区域金融发展收敛速度显著大于经济增长收敛速度,而且金融发展随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矫正金融资源失衡错配,促进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前提是掌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异质性。运用超密度DEA模型、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σ收敛和β收敛研究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7—2018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和收敛性。研究发现：2007年以来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北方各经济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最低,下降趋势最大;八大综合经济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空间分布趋于发散,差异不断扩大,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间差异;全国、东北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与西北经济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存在σ收敛,差异趋于扩大。东部沿海经济区存在σ收敛,差异趋于缩小;全国、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西南经济区与西北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收敛至各自的稳态水平,东北经济区存在不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不同经济区收敛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在制定政策时一要转变思想观念,树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质量观;二要重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问题;三要...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社会包容度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FY分解方法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边际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财富渠道和创新渠道显现,金融渠道传导作用有限;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贡献度总体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贡献率增长最快。究其原因,地区人均GDP、城镇化率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存在明显的区制转换效应。本文可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量化分析,也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金融压力的度量及其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

运用金融压力来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的重视.本文从经济主体非理性行为范式出发,通过探讨金融压力的度量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以此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及其宏观经济效应.首先,运用复合式系统压力指标方法,通过设置时变权重从纵向和横向维度构建金融压力指数展开测度,试图反映经济主体心理与行为偏差引致的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进而体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特征;然后,将金融压力进一步视为经济主体情绪过程的反映,并借鉴行为金融学领域中“情绪加速器机制”探讨和解释不同压力状态下金融压力影响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Logistic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各个金融子系统本身的压力状况及其关联程度,共同推动了金融压力总体状况在高低状态之间的转换;而且,“高压力”状态与“低压力”状态相比,金融压力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效应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较高状态时,风险的积聚和释放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造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指数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指数,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数字化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有效缩减二者之间的差距,而且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其邻近地区居民经济福利差距。但是该经济福利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可有效缩小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差距,但在助力中部和西部地区降低城乡经济福利差距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未来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因地制宜地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并加强乡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加总模式变迁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评述

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框架的选取问题是理论与实务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建立完善的分析框架需要立足于合理的宏观加总,而用于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框架的加总模式主要包括简易累加、新古典宏观加总和宏观审慎原则下的新加总模式。对不同加总模式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成果进行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应着眼在货币量值加总的基础上,形成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整体分析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