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辅助量刑制度建构的困局与纾解之道

AI辅助量刑系统是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典型运用场景之一。然而,在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AI辅助量刑还存在辅助对象与辅助方式不明两大制度建构困局。要破除困局,需要先在宏观制度层面明晰建设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应明确AI辅助量刑的统一式发展规划,采取需求式研发路径,并将使用利益主体作为接受度主体;在具体建构层面,我国AI辅助量刑系统应当以技术性正当程序为依托,明确以法院为主要对象,确立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监督本位,明晰预警为主参考为辅的辅助方式,并在技术开发路径上明确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算法的透明性方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风险及其防范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建设和应用能够约束法官的行为,克服估堆量刑的弊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可能存在机械性风险、不透明性风险以及不可接受性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对量刑公开以及量刑公正造成威胁,也容易导致过度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后果。应当坚守法官的主体性和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工具性,防止出现法官过度依赖量刑辅助系统的现象;谨慎筛选数据,构建合理的算法模型,减少算法歧视;优化量刑程序,建立算法审查与算法问责机制,着力实现量刑公正。     

人工智能司法审判的限度审视与应用路径——基于对ChatGPT算法的法律批判

人工智能在参与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常被认为是辅助法官的工具,这是新兴技术之工具理性与司法制度之价值理性博弈的结果,也是在弱人工智能情境下的法学共识,即人工智能处于辅助审判的定位。如今,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的新应用,在智性上有显著提升,甚至具有产生算法意识的可能。ChatGPT的技术特征与算法逻辑使其具有更高的智能水平,但其仍受到法律的限制,无法具有法官能力。同时,ChatGPT目前仍无法具有心性与灵性,无法通过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检验,不具备公正司法的能力,并不能替代人类法官。例如,ChatGPT无法满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要求,也无法替代当事人的意思自治。ChatGPT确实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并保障法院与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却无法确保公正司法,无法替代当事人处分实体利益。在这个角度,ChatGPT更大的作用是促进司法效率,而非保障司法公正,法官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仍是其应用的禁区。技术革新并不足以颠覆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中辅助审判的基本原则,人工智能需对程序性事务与实体性事务区别对待,慎入诉讼后阶段的审判权行使活动,以此保障人类法官公正、独立、自由地进行司法裁判。     

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审判

当前,以智能证据审核、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偏离度预警等为典型,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不断深化.在显著提升审判质效、促进裁判标准统一的同时,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深度渗透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官的审判主导地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降低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对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伦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在司法智能化建设...     

司法执行人工智能化之反思与前瞻

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在司法执行领域的应用,为缓解司法执行难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人工智能对数据与算法有着双重依赖;机器智能技术与人类理解技艺间存在实然鸿沟;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案件执行过程亦潜藏个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弥合难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算法缺陷的隐匿可能引发执行客观性失却风险;技术依赖深重可能弱化法官主体地位;人为设置或认知阻隔的算法黑箱亦可能加大执行责任的切割与追究难度。应当以法治思维为依归,从认知层面、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及制度层面对司法执行人工智能化的实践问题做出全方位的应对。     

民事审判中算法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全面应用，其内嵌的算法风险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导致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如算法同案识别不精准、基础数据不全面、技术依赖性难以克服等问题。为了确保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更好地助力民事审判，应从其潜在风险的生成机制着手，探讨人工智能算法如何影响民事审判。通过优化民事同案认定标准、完善基础数据库建设、限定技术使用限度等方式防范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在推动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在民事审判领域的深层应用的同时，关注各种司法形式之间的融合，保证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准确性、透明性和公平性，从而真正实现人工智能司法的数字正义。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论量刑规范化之操作程序

量刑规范化是解决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量刑规范化实质是规范量刑,这就要求有一套规范量刑的操作程序。文章意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认为量刑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应当是:首先确定法定刑,而后找准量刑基准,最后判处宣告刑。由于文章是以量刑模式为视角,重在揭示法定刑司法运用的基本逻辑,因而着重从路径选择考虑为量刑规范化提供程序上的参照,强调规范意识。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构建

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背景下,司法保障的关键是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的协调。法律本体模型是连接法律知识和人工智能裁判之间的桥梁,是法律知识的计算机化,是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底层逻辑。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解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实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法律知识的组织和表示。挖掘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在司法保障中的应用场景,从法律咨询的可靠度、量刑辅助的准确度和类案推荐的相关度等三方面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     

“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规制

从历史上看，"黑客"迭代到"人工智能黑客"，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产生的。现如今的"人工智能黑客"是人机交互体，既非人也非物，介于两者之间，它可以模仿人类、干扰人类认知，为达到设计者或决策者的目的对网络系统漏洞进行智能化侵入和破坏。"人工智能黑客"区别于传统"黑客"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可以依靠智能算法自主学习、寻找网络系统代码漏洞和加强分布式攻击。部分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甚至有学者建议从伦理上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赋权理由是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独立的"机器意思"表示能力，与人类有情感的联结。显然，这种赋权方式不仅违背"人本主义"原则的主体创新，而且现行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人工智能黑客"不属于任何一类主体，突兀地将法律主体的理性意思表示与人工智能算法指令的"机器意思"相等同，容易形成"人工智能黑客"行为在算法正义法律评价和民事法律行为构造上的困境，干扰我们对"人工智能黑客"本质的判断。溯本清源，应当以法律上权利义务构造标准去判断"人工智能黑客"的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本质上是自然人主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利用网络媒介进行网络侵权或犯罪的行为。"人工智能黑客"的核心是通过计算机代码设置、大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制。"人工智能黑客"在责任承担上不是适格的法律主体，只具有特殊的"人格性工具"法律属性。"人工智能黑客"的智能化攻击外在表现为算法程序的自动执行，但程序的设计和算法运行归属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也完全符合法律上间接侵权的调整范畴。对于"人工智能黑客"的侵权或犯罪行为，应当通过揭开"人工智能黑客"的"面纱"，找到其背后隐藏的可规制法律主客体，利用"穿透"方式对"人工智能黑客"的非法行为进行伦理、技术和法律三个维度的有效规制。     

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对职务犯罪量刑的影响为例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偏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具备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首对刑种的选择、刑度的确定、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导致对职务犯罪量刑畸轻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量刑制度不完善、量刑规则缺位、量刑理念偏差及案外因素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完善制度、平衡司法、更新观念、限制案外因素影响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量刑辩护提供了发展空间,量刑辩护具有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定性、平衡各诉讼主体的诉讼利益、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重要价值。但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辩护的推行存在着困境,在量刑指导意见的完善、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化、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落实、强制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与量刑辩护的专业化五个方面加以改进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有效量刑辩护的重要措施。     

论人工智能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法律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数据和信息支撑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个人信息在当下的重要性和具有的价值已不言而喻。个人信息的识别要素包括"可识别性"和"可固定性"，人工智能领域的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不同形式，包括被"智能物"收集的个人信息和被智能系统分析得出的个人信息。而人工智能在不同情形中侵犯个人信息，其侵权主体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难以判定。"智造时代"，人工智能严重威胁着个人信息的安全。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同时，更应当对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衔接探讨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但其是一个综合性制度，其落实离不开刑法的衔接配合。为与刑诉法衔接配套，刑法学科有必要挖掘"认罪认罚"在刑法教义学中的含义，厘清认罪认罚与已有从宽事由的重合之处，探索"认罪认罚"在量刑从宽中的独特价值及"认罪认罚"的从宽依据。"认罪认罚"除了体现被追诉人预防刑的降低之外，还可极大地加快程序流转和提高司法效率，因而具有坦白等已有从宽事由无法涵盖的制度内涵。具体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衔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刑法典对认罪认罚从宽作出原则性规定；明确认罪认罚作为量刑独立从宽事由；规定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具体幅度，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规范化和精准化提供学科支撑。     

刑法因果关系二元区分之提

刑法因果关系应包含定罪和量刑两方面,且各自内容应有所区分。如此提倡之根据,在于其能有效填补当前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研究之空缺,弥补当下刑法理论体系性之不足。其有效改变了特定结果的刑法适用缺少理论根基之现状,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统一。二元区分下,遵循量刑因果关系特殊的内容判断和程度判断规则,是规范量刑活动、实现罪刑相适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