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比较和启示

亲属容隐,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亲属,依法不仅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并可行使互相保护的权利.亲属容隐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有其深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也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之一.其中的比较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宝贵的启示.     

容隐现象的发生与容隐制的建构

中西方法律中都有关于容隐制的具体规定。容隐制乃是“缘人情而制”,日常生活中的容隐现象具有普遍性。容隐制的确立,既是对人类感情的尊重,又是对生活实情的顺应。而大义灭亲的行为由于违背“人情”,并不具有可行性。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刑事法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建国以前,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建国后,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于大局观念的考虑,亲属容隐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重视亲情和人伦的观念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其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保障了亲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述了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探析

古代社会解决纠纷的途径多种多样,调解作为其中一种主要方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介绍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传统调解制度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价值所在,认为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点,但是其有益的部分对我国当前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论中国古代侦查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制度下充分体现皇权威望的审判和刑讯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其功能被人为地极度扩张,与之适应的讯问、拘留、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唯心的"言证"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野蛮的刑讯逼供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论我国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

在我国有一部分学者不认同我国古代存在独立的商事法律制度。本文以两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及其渊源,以期澄清现代社会对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误解。     

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结论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典中被规定为法定证据。考查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探索其兴衰原因 ,以有利于对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有利于深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试论我国古代的物价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本文以考古发掘的秦、汉和唐代的简牍与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文认为,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演进,以西周为起点,经秦汉的发展,至唐代制度化;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垂范于其后历代王朝。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观与西方环境伦理学之异同

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环境伦理观点,它既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在对世界整体观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在自然界地位的确立、合理利用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又在理论基础、流传与作用方式、对当代中国当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当代环境伦理学正是通过学习和借鉴这两种环境伦理文化而得以迅速地发展。     

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创制与发展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现有的国家制度很多源于早期的国家结构;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制度的创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原始的部落联盟到成熟的封建国家,古人在探索国家制度上体现出非凡的智慧。早期的国家创制是一个从探索到继承创新的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先秦到汉朝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到成熟的转变,各项制度的建设也日益完善,确立了国家的基本结构,中央和地方的职能渐趋明晰,反映了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不断进展。     

试论生态伦理学的人性基础

生态伦理学面临着一些形而上和形而下不同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生态伦理学之人性基础的理解,这就是人性系统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及其间内在和谐的完整存在,以及人性系统与外界环境特别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是生态伦理学最根本的基础。     

古埃及伦理的基本观念——玛阿特

玛阿特是古埃及伦理的基本观念。玛阿特本身是不可译的,它是秩序、真理、公平、正义、真实、正直等概念的总和。玛阿特的内涵有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玛阿特观念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确立时间研究反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等发生过重大影响,不仅国内学者重视,它也深受国外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和好评,因此,加强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研究其确立时间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影响了对它的研究和探讨。在此,作者将对诸种结论进行综述,并尝试指出用新方法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