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与学术影响——以顾颉刚为中心的讨论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对于中国史学以至整体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成就与其它因素之外,超凡的人格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学术影响.顾颉刚平等对待各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博大学术胸襟、办刊办报建立阵地的无私学术奉献、不遗余力奖掖青年后进的恢宏学术气度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等人格魅力,都在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同时对其弟子及后学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使其学术影响更深远也更广泛.     

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

<蒙文通文集>共六卷,内容非常广博,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面介绍<蒙文通文集>,并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述,揭示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密切追踪西方史学流派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几经变迁,门庭众多,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各有所异.要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必须密切地追踪西方史学流派的演变过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对有关主要学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规范与话语等进行批判地借鉴.其中尤其应当关注西方从近代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学术变迁,对这两者的利弊得失都应当给予认真的考量.惟有如此,我国的西方史研究才能够既充分吸收西方史学的学术营养,又克服其存在的种种局限,迅速而健康地迈向于国际史坛.     

百年史学研究③——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源头,一是植根于本土的中国传统史学,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过来的西方史学。两者在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中影响大体上平分秋色,因而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评格拉夫敦和他的《脚注趣史》

《脚注趣史》是美国史家安东尼·格拉夫敦的一部著作。该著考察了史学脚注从17世纪的发源到19世纪成为职业史家的必要工具的过程。格拉夫敦本人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在学术旨趣和方法上深受莫米利亚诺和潘诺夫斯基等学者的影响。近年来,他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力的上升标志着西方史学自身的转向,而《脚注趣史》既体现了他的学术特色,也是他的影响由学术圈扩展到知识大众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对史学脚注形成的讨论来探讨自17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重要阶段的特点。在追寻脚注形成的缘由时,该著着意避免目的论式的分析,同时挖掘大量被现代学术史忽略的人物及其贡献,对不少重要的史家的史学特点也做了有价值的重估。该著提醒读者,脚注和史学撰作的紧张关系源自于现代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2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方法借鉴

近20年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待兰克和汤因比的态度的变化可见一斑。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日益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上的一场大换位;在中国,历史认识论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在整个史学理论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同时,中国史学工作者还借鉴了目前流行的西方史学流派,例如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和心理史学的方法,为深化中国史学研究服务。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对我国植物学早期发展的影响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是美国收集和研究中国植物的一个重要机构。为引进西方植物科学,从20世纪前期开始,一批中国学者来到这里学习、工作。他们回国后,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研究本国的植物,开创了中国的植物学事业,阿诺德树木园因此成为我国植物学的重要学术源头。这里的研究成果、科研方式乃至植物园建设都对中国现代植物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社与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

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南社学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成绩颇为可观。具体就词学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文学通史中对词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另一方面以专著的形式对词学进行普及和梳理,此外更开始撰写了规范的词学论文,所有这些对于现代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岑家梧与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岑家梧是20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但不为人所知的是他还曾经在艺术史论研究方面作出过相当突出的成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国外艺术社会学观点的影响,曾经向国人介绍当时比较先进的艺术社会学思想,并且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和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展开了独特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运用科学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对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

中国语言学有3000多年的历史,富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然而,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西方外来强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固有文化体系面临解体,学术研究深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中国传统学术从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究范式发生转型。与此相应,中国传统语言学也随之转型为现代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形式描写、结构分析、历史比较等方面突飞猛进,成果丰硕,终于跟上了世界学术研究的脚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竺可桢:开发中国科学传统现代科技创新功能的奠基人——庆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

竺可桢是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在历史气候学、历史天文学、历史地震学、中国自然科学史等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创办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使我国的自然国学研究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在他的身上具有很崇高的科学精神,但他是人不是神,他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曾提出过"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这是一种过分把西方近代科学中的实验基础本质化的观念。另外,西方科学的还原论思维特点,也限制了他对中国古代科学体系能够作出更高的认识。他奠基、开创和领导的"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事业,其宗旨不是为了传统而研究传统,更大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即开发中国科学传统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这种开拓性贡献是无人能比的。为了继承他的精神,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在保持几十年来的分科传统的同时,还要开拓综合性研究,以发掘中国传统科学中的宝贵矿藏,促进和实现全人类的现代科学创新。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论刘咸炘的国学观念与学术思想

刘咸炘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罕见的天才,他承传家学,以史学见长,又吸收了西学,长期志于国学的研究和著述,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学术体系.他认为国学与科学不同,具有综合的学术性质,四部书相连,不可划疆而治;并指明"事实考证"与专门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国学的目的是"以事明理",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他长于吏学与思辩相结合的方法,故著述以吏学本体研究和理论探索为特点.刘咸炘吸收了新学,但本质上仍属于旧学的范围,虽然他在探索着国学研究的新道路.我们从其著述的广博和所达到的学理高度来看,刘咸炘不愧为蜀中的国学大师.     

实证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医学术研究的影响

实证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我国近代学界深受实证主义影响,认为唯有实证之科学知识才是可信赖之真理,并试图以实证之标准改造其它知识体系。实证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废医存药、用西医验证中医、用科学诠释中医等若干方面。随着历史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兴起,实证主义渐趋衰微,中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近代中医的学术方法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思潮的烙印。